南昌遭日军野蛮“统治”六年 强迫开设日语课
从1939年3月开始，南昌沦陷长达6年半之久。日军侵占南昌期间，一方面继续以烧杀淫掠的野蛮手段摧残民众，另一方面加紧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方针，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对南昌进行严厉控制。日军在南昌城区圈定军事区，军事区内的住户被全部赶走；在市区和郊县设立维持会，并建立了伪市政府和伪县政府；实行“薪炭不许入市”政策，以减少城市人口方便“统治”；强迫各小学开日语课，推行奴化教育。日军“统治”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抗，各种形式的抗日行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军事“统治”
日军在南昌圈定军事区
1939年3月26日，日军由万家埠过安义、奉新、高安等县沿公路抵达新建县西山万寿宫。日伪军合组的“靖安队”由汉奸便衣带路，从新建县乐化和永修县张公渡两路进攻南昌市，于3月28日占领市区。在市外郊区，每相隔10多里路，都有10个以上的日伪军据守，进行军事封锁。
南昌市抢救抗战史料课题组负责人、南昌市政协教卫文体文史委员会主任张恒立告诉记者，日军占领南昌后在市区实行严格的军事管控：“渊明路以东至东郊，合同巷以西至赣江边，圈定为军事区。军事区内的住户全被强行赶走，然后在四周架起电网，不许老百姓靠近。”日军在市内许多地方设卡，盘问、搜查、辱虐行人。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组织了伪“建国军”， 1940年南昌也组织了伪“建国军”，目的就是镇压民众，破坏抗日。
日军为修建军事工程，还强迫百姓做苦工。青云谱区黄溪村老人魏安良曾告诉市抢救抗战史料课题组人员，当年他们村共有300多人被强迫替日军修机场、建造飞机库。被征去的苦力从早干到晚，每天中午仅能吃一碗稀饭。对于不服从者，日军就放狼狗咬，用皮鞭抽，用刀砍，逼迫劳动。
游击队夜袭日军据点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军占领南昌市后，市郊区有了游击队。新建县多山区活跃着几支抗日游击队，有后方县政府保安队所领导的游击队；有由地方农民组织和由县政府核准的游击队。有时碰上两三个私自离开部队到各村寻找“花姑娘”的日本兵，当地群众即向游击队报告，游击部队就埋伏在他们经过的途中，突然冲出，抱腰的抱腰、塞口的塞口、夺枪的夺枪，用绳捆绑，押到山里去，由队长审问后处以死刑。
民众自发的反抗也日益增多。在安义县，老百姓主动为当地中国驻军和游击队运送弹药、粮草，侦察敌情。1940年4月，当地游击队在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夜袭日军万埠据点，焚烧万埠公路大桥，割断日军给养。在南昌市区，1943年，日军强迫市民参加伪江西省政府成立的庆祝游行。游行刚开始，群众异口同声高呼“打倒汉奸”等口号，游行变成了反对汉奸、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示威游行。
经济“统治”
实行“薪炭不许入市”政策
张恒立告诉记者，1943年以前，日军向农民征收粮食每亩约1石左右，1943年以后，增加到2石以上。这些粮食都被日军押运回日本，每日达千石以上。面对日军的疯狂搜刮，南昌郊县农民开展了反对日军掠夺粮食的斗争，他们或斗智，将粮食藏进地窖、夹墙、楼角；或斗勇，手持扁担、大刀同日军进行搏斗。
南昌沦陷后，粮食、食盐、五金等均属统制物品。南昌市及南昌、新建两县郊区的居民，都必须向维持会或市、县伪政府申请在保甲证明文件上盖章，才可以持此证明买到每户每月半斤的食盐。每户每月半斤根本不够，老百姓只得向走私者购买，南昌市东境的太子庙、东北境的蒋家巷、西南境的邓家埠都是买卖食盐、土布、洋纱及零售货物的集散地点。
此外，日军还在南昌实行“薪炭不许入市”政策。日军为减少城市人口，便于统治，每侵占一地首先就是焚烧住宅。但每次都由日本兵焚烧住宅，怕引起市民激愤，于是想出了禁止薪炭入市的狠招，迫使市民拆下房子的木料做柴烧饭、取暖。日军还经常勾结汉奸、伪军，找借口进入房主已逃往后方的较大房屋，掠取未能带走的家具、衣物、藏书字画等，拿到日本商人处出卖。房屋减少，人口也相应减少，但仍有部分市民搭起房屋，顽强地生存下去。
设立22处税务所
日军侵占南昌后，只放行中正路（今胜利路）及叠山路，只允许进贤门外大街，珠市街等要道上的商店和食品作坊开门营业，而将市中心洗马池一带划为日本洋行区。同时规定，凡从外地来的货物都须经日军检查，并交纳海关税，否则以走私论处，没收全部货物，且对货主处以重刑。当年，日伪南昌政府在南昌地区设立了22处税务所，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在货币金融方面，南昌流通日本银行发行的军用票，价值与现洋相同。票面以拾钱（一角）的居多，还有五拾钱、壹圆等。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设立储备银行，在南昌市也开了支行，发行“储备券”，面额有一分、二角、一元的，最大面额有十元的。到1943年，发行面额百元的和五百元的。到1944年，发行面额一千元的，较之法币更贬值了。
行政“统治”
在市区和郊县设立维持会
张恒立介绍，日军初占领南昌时，将南昌市划属汪伪湖北省政府管辖。日军在南昌建立伪市政府及伪县政府，在伪市、县政府内设置辅佐室，伪市、县长行文和处事均须通过辅佐室，由日军直接控制各级行政领导权。
日军还令南昌、新建两县未离开的居民组织维持会，并推荐会长。新建县由胡蕙充任，不久后因与日本司令意见不合辞去职务。同时，设立了南昌、新建两县伪县政府及南昌市伪政府筹备委员会。刘建达任南昌市伪市长，梅子肇为顾问；朱方隅任南昌县伪县长，胡熏任新建县伪县长，他们在1944年春因不能完成征收米谷任务而辞去职务。日军还对南昌已有的保甲制度加以改组，组织类似三青团的“青年协会”、“青年模范团”等，以强化对民众和基层的控制。
思想“统治”
强迫各小学开设日语课
日军除了对南昌进行军事管控、经济盘剥，还加紧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日军在市区开办以奴化教育为宗旨的实验学校，并指令各小学开设日语课。“当时南昌有一所中学，学生100多人。小学中，实验小学的人数比较多，校长是中国人。每个小学都开了日语课，老师大多是日本人。还有一所日本人小学，专收日本孩子，大概有50多名学生。”张恒立告诉记者。
日军占领之初发行了《贯冲日报》，此外还有日文的《赣报》，篇幅都是四开小报。这些报刊大肆宣传所谓“新民”思想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企图麻痹人民的抗日意志。（记者 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