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工业报》：《铭记历史：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编者按： 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国务委员张劲夫，因病于2015年7月31日23时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1956年～1967年期间，张劲夫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张劲夫组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张劲夫曾专门撰写回忆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世。2015年8月5日，《中国核工业报》以《铭记历史：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为题特摘登其中部分内容，以志怀念。

  　　 毛泽东确立积极防御战略
 
　　1956年初至1967年1月，我在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和副院长。早在5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原子能工业创建初期，中央提出总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那时候中苏关系比较好，我们想争取苏联给我们一些援助。但这是争取援助，而不是搞合作、搞共有。也就是说，搞原子弹的科研单位、工厂、各种设备与技术都是中国自己的。我理解这就是中央当时搞原子弹的方针，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确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科学院接受党中央下达的任务
 
　　中央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原子弹，这件事太重要了。后来又决定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导弹和自行研制人造卫星，统称“两弹一星”。
　　原子弹和氢弹是二机部负责，导弹是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负责。毛主席对原子弹研制有一个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国科学院就是按照中央确定的“大力协同”和“三家拧成一股绳”的精神，主要承担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中一系列关键性的科学和技术任务，包括理论分析、科学试验、方案设计、研制以至批量制造所需的各种特殊新型材料、元件、仪器、设备等。科学院对党中央下达的“两弹一星”任务非常重视，党组决定由我负责，并由裴丽生副院长具体抓“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安排落实。 
　　当时，中国科学院为了落实“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把管理机构分为两个口：一个是计划局，管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新技术局，管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占全院科研人员的2/3。谷羽是新技术局局长，宋政是副局长，陆绶观是处长，帮助谷羽工作。那时，新技术局除了项目所需的经费、器材优先得到保证以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可以安排到各产业部门协助加工制造。我们的研究室、实验基地用的非标准设备，由科学院研究所设计，由各有关产业部门按时制做完成，保证质量。由国防科委统一管这方面的工作，派军代表驻厂监督，提出设计的研究所也可以派员驻厂监督。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我们搞原子弹，怎样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自力更生为主，就是主要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开展科研。当时研究核科学与核技术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些分散在中国科学院的20多个研究所和其他部门的研究机构与大专院校。争取外援为辅，主要是苏联答应帮助我们在北京建一个7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全部归我们管。此外，在另一个地方建一个浓缩铀工厂。
 
　　 宋任穷到科学院搬兵
 
　　为了搞原子弹，中央专门成立了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我到科学院工作后的一天，宋大哥打电话说要到我家拜访我。因为搞原子弹，主要靠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决定把这个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但是对外还叫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名义上由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由于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繁重，科研力量不够，于是对任务作了分解，除了原子能所承担较大一块任务外，很多重要任务还要由科学院的各研究所来承担。原子能所整建制转到二机部后，骨干力量还不够，还要科学院支持，我们又从其他所调给他们一批科技骨干。
　　宋大哥光顾寒舍，就是要来谈科学院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部的。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哪！”我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譬如，邓稼先是学物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
 
　　 原子能所“出嫁”不离家
 
　　科学院原子能所1956年建在中关村，是当时中关村建筑最好的楼。原子能所交给二机部以后，由苏联援助建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原子能所分为两部分，大部分人迁到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当时科学院搞原子能的有两个姓杨的科学家：一个杨承宗，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一个杨澄中，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为了区别，我们叫他们“法杨”、“英杨”。“法杨”是搞放射化学的，当时放射化学很关键。我们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调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去。“英杨”杨澄中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负责配合原子能所的工作。还有从大学调去的化学家汪德熙也到了二机部。
 
　　 支持钱三强点将调兵
 
　　宋任穷来访以后，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了。三强没调二机部以前，当过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长。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他是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他访问苏联回来很快就找到我。他来的时候气鼓鼓的，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什么意见？”他说：“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们搞了一个‘四项紧急措施’，怎么没有原子能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怎么没有搞哇！”
　　我说：“三强，原子能的事，是搞原子弹哪。这是国家最绝密的大事，是毛主席过问的大事啊！另外要搞绝密的单独规划。”他当时最关心的是想从科学院调些人去，怕我们不重视，不愿意给人。我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尽量支持你，你这个原子能研究是中央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比‘四项紧急措施’还重要。‘四项紧急措施’是为你服务的啊！”
　　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我懂了。”
　　钱三强说：“我还想从科学院调几个人。”我问：“哪几个人？”他说，我还要更多的人。因为还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九院）搞设计。另外，还要搞电子显微镜的人，仪器要大大加强，才能承担原子弹研制任务。当时，搞电子显微镜的，科学院只有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三强说：“我想调李林。”李林当时在上海冶金陶瓷所，掌握一台电子显微镜。我说李林我可以给你，我另外培养搞电子显微镜的，先为你服务。问题是我还要把她的家庭工作做好，不然夫妻俩分开，不好嘛。三强又要求调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同志去，后来，稼先同志在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制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科学院的院刊编辑汪容到原子能所理论组彭桓武那里，搞核物理理论研究，又将王承书调到二机部，她工作很出色，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三强说，我还想要些人，最重要的是要沈阳金属所的副所长张沛霖，我也同意他带一批人去了。张沛霖的功劳是把铀变成金属。氟化铀原来是气体。要把它变成反应堆元件需做大量的工作，这是沈阳金属所承担的；张沛霖对金属锆有研究，他后来当了总工程师。我当时对三强说，你有任务尽量让我们各所承担。这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我都请三强同志和副院长裴丽生同志，专门到各个所一项一项地检查二机部研究工作的落实情况。
　　三强后来又找我说，科研任务还需要很多仪器，特别是光学仪器，例如高速摄影，还要调科学院的一些人去。我说这个问题要和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先生商量，他是所长。后来决定让副所长龚祖同带一批科技人员到西安建立西安光机分所，主要为二机部的工作服务。因为二机部好多工作单位在西北一带，要什么仪器，提出来让西安光机所研究制造，比较方便。后来在全国成立了好几个光机分所，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起的作用很大。三强提出的要求，我们科学院几乎全部答应了。
 
　　 攻克“三大技术难关”
 
　　搞原子弹，最重要的问题是浓缩铀的提炼问题，矿石里能提出的天然铀同位素235含量只有千分之几。此外，铀的提炼也很重要。所以，化学方面的科研任务很重。当时科学院有四个最知名的化学研究所都由优秀科学家担任所长，号称“四大家族”：一个是上海有机所庄长恭老先生；一个是长春应化所的吴学周先生；还有北京化学所的柳大纲先生。此外，大连化学物理所也是非常强的，那里有张大煜先生。我对三强说，科学院几个化学所承担你的任务，让哪个所承担什么任务你提出来，我们都选最好的人为你做工作。
　　当时上海有机所只有研究力量没有生产力量，不能够提供产品。我到科学院以后，让各所建立小工厂，上海市委还送给我们若干小厂，给研究所当实验工厂。而且，还选最好的老师傅。我从铁道部吕正操部长那里请来了许多老工人，很不错。我们需要的仪器设备不自己搞不行。要建立研究室，要研制设备。另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科研人员设计图纸，让工厂做才行。我在北京中关村专门召开老工人会，我说你们是金手艺，手是金的，能做出好多好东西！老工人听了非常高兴。另外，从部队技术兵种的复员兵中，挑选了数千名有技术的战士当工人，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浓缩铀厂，关键材料苏联不给了，整个厂就停顿了。最紧迫的关键技术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氟油。科学院以上海有机化学所为主，其它所配合，终于研究出来自己的氟油。
　　第二是“真空阀门”。没有“真空阀门”，原子弹的气体原料就不能一步一步浓缩，然后把铀235浓缩起来。“真空阀门”的外援也断了。我们科学院主要依靠上海冶金所、沈阳金属所已经先开展研究。在上海冶金所集中力量攻这个关，搞“真空阀门”。结果这个关攻破了！攻克这个项目，除科学院金属所、冶金所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有条件的工厂等。这样，我们的浓缩铀厂才能生产。这时宋任穷调走了，刘杰同志当二机部部长。他一见我的面，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呀！我的工厂能生产了！”这项成果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得了特等奖。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开展了研究，是钱三强出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第三是高能炸药。原子弹怎么引爆？需要引爆装置。普通炸药不行，要高能炸药。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到甘肃建立一个分所，主要搞高能炸药，专家主要有于永忠等。有了高能炸药，才能做高能的引爆。上海有机化学所的黄耀曾带着一些人支援。还有五机部的一个所，也去人参加。他们合作又把高能炸药研制出来了。
　　最后，是我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观测，主要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力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光机所等承担的任务，与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共同商定各个类型的15项测量技术方案，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仪器，各所派技术骨干到现场参加核爆试验，全部按时完成了任务。还有其他所，在现场做了很多试验，当时其他部门也参加做试验，但大部分现场实验和观测是科学院完成的。
 
　　 钱三强功不可没
 
　　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早在1960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开始做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但题目是刘杰与三强商量后提出的。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就爆炸了氢弹。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当然，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主要靠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使我们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时间最短的。二机部是制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门，除从科学院调去原子能所和提到的几位专家外，还有从高等院校调去的朱光亚、周光召等专家，他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三强最感谢的就是科学院提供的计算机，对二机部帮助很大。所以，我当时说如果没有“四项紧急措施”、没有那几项最重要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我们科学院早在1958年8月1日就研制成功第一台计算机。要我去讲话，我给它一个提法，叫做“有了”——“中国有了计算机了！”第一台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总算有了嘛。接着，我们研制第二台，1959年9月，104机出来了，也是电子管的，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服务。这个所即后来的九院是搞设计的，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机，几年也算不出来。再过一段，第二代计算机出来了，晶体管的，科学院半导体所搞的。从美国回来搞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和科学家王守武、工程师王守觉两兄弟，是他们做的工作。第二代计算机，每秒数十万次，为氢弹的研制做了贡献。
　　三强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特别怀念他做了许多学术组织工作，比如说要科学院各个所来配合承担任务，你选什么任务，他能提出题目来，请你承担，他懂，他在法国跟着约里奥·居里做研究工作，发现过原子核三分裂现象，组织能力也比较强。他人很直爽，有意见就提。
　　此外，原子弹爆炸试验数据的采集，科学院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个试验主要是在空旷无人的地方进行，可以试验它的破坏力。中国科学院有好多所，都派人参加试验了。（张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