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写日记习惯从未间断 住院时由秘书代写

　　叶圣陶有写日记的习惯，听至善说，从少年时期开始写，几乎没有间断过。晚年最后的岁月，他经常住医院，每天的日记常由他的大孙媳兼秘书兀真代写，再念给他听，有需要改正或补充的，兀真会照叶老的意思办。

　　叶老的日记保存得较齐全。听至善说，抗战时期流离不定，丢失了少量时期的日记。他笑着说，父亲自小就喜爱李叔同的书法，他少年时期的日记有些段落是学李叔同字体写的。他一直说要找几页给我看，遗憾未能如愿。

　　但也有如愿的时候。叶老和至善曾说有时间让我看看他们家收藏的相片册，好多本，叶老还在照片边写了题记，字少的写在相片边或翻面，写的多的则用张小纸条写好贴在照片旁。叶老说，相片多，整理起来很花时间和精力，特别是一些老照片，年代久远发黄了，相片中的人都要仔细辨认。叶老说，“文革”期间，他赋闲在家，没有被打倒，不需要上班管事了，才有时间和家里人在一起，除上公园逛街，不少时间用来整理相片册，孙子们自己也有相册，有时叶老也在他们的相册上写点题记。1984年1月5日，我大饱了眼福，看了叶老家的十几册相片册，大约看了近一个上午。叶老在当天的日记中写着：“一月五日 星期四 吴泰昌来，欲看余之相片册。兀真一一取出俾观之。余贴相片于簿并附小记，始于1969年至美住医院割肿瘤之时，至今已有十六册，颇值得一看矣。小记用墨笔书写，尚工整。近年不能用毛笔，改用钢笔，字亦潦草不足观矣。”真“值得一看”，是一部生动形象的现代文化史侧影。

　　至于日记，叶老说：会给你看部分，但要等我整理出来。原因很简单，我原先写日记，不是为了公开出版的，所以记事，自己能想起来的就简约，谈的内容一般是不记的，有些觉得很熟的人和事不记或少记，人的名称、身份等因为自己一看就知道也就少写了。

　　叶老在《日记三抄》中说：“日记本来是只备自己查考的(其实也未必查考)，所以记个大略就够了，来龙去脉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多写；提到熟人，更用不着注明性别、籍贯、年龄、身份和相互关系等等……我主张公开发表的文字必须用普通话写，写日记不避文言，因为日记本来不打算给别人看，用文言却可以少写几个字。现在把这样半文不白的文字发表在刊物上，我总觉得有点儿不负责任。无奈《大地》已经刊登了预告，不容我再犹豫了。把文字通体改一遍，当然办不到；把提到的人和事都加上注，也办不到：只好敬请读者原谅了。”

　　叶老本不想发表《内蒙日记》。1981年《收获》杂志负责人吴强请我代向叶圣老为《收获》求稿，他说，新作或未曾发表过的旧作都好，恳请叶老支持一下《收获》。编辑李小林也写信约请叶老。我将吴强的这个意思转告了叶老，也同至善、至诚说了。至善说：新写的合适《收获》的，一时还没有，过去的东西，二十年前到内蒙去了五十多天，父亲有日记，平日他不主张发表，是否动员他一下。我和至诚一起动员父亲刊布有关内蒙的日记，他原先的主意才有点松动。叶老在当年写的日记中记载：“吴泰昌、至诚又怂恿余刊布六一年访内蒙之日记。下午至诚翻出日记本，开始抄之。“六月二日，星期二 今日专看至诚所抄余之内蒙游记，共看卅九纸，看时稍修改其字句。”“六月十一日，星期四 今日看完至诚所抄之日记。拟名曰《内蒙日记》，交与上海之《收获》刊载。此事创意者为吴泰昌，而至善至诚皆赞同之。”叶圣陶《内蒙日记》于1981年第6期《收获》发表。叶老在发表《内蒙日记》时，在卷首写了一段话，他说，“这次访问旅行同去的有二十多人，老舍、梁思成、吴组缃、曹禺、端木蕻良都是老朋友，还有画家、摄影家、作曲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叶老说，重读这五十多天的日记，重温二十年前的这次访问旅行，事事处处都值得怀念。“首先值得怀念的当然是人”，内蒙的文化局长布赫，他一直陪伴我们，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去的人朝夕共处将近两个月。“尤其是老舍，我跟他在一块儿起居，听他那幽默风趣的谈吐，咀嚼他那独到的引人深思的见解，真可以说是一种无比的享受。旅行结束的时候还相约有朝一日再结伴同游，可惜那样欢快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叶老说，这次是他和好友老舍在一起谈得最多最难忘的一次，可以说，是一生中他俩最后一次畅谈了。

　　叶老说：值得怀念的还有内蒙这个地方，森林、草原、河流、湖泊，境界异常开阔；林业、牧业、农业、工业、矿业，又色色俱全。我们到过内蒙东部和西部的好些地方，就我个人而言，较之其他省区为多。在日记里看到每一个地名，我总要想，不知道那个地方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渐衰，视听不便，再去访问大概是不可能了，只希望每天早晨听广播里的新闻，常能听到从内蒙传来的叫人兴奋快慰的好消息。叶老与作家同行更愉快相处，如“天如圆幕四垂，其色淡蓝，缀以白云。一江平铺，两岸直长，为天与江之界线。眺望宽广，至感空阔。老舍时作趣语，令人解颐。此乐殊可珍也。”也不时交流一下对作品的看法。他对曹禺的几部新写的剧本，有些不同的看法，当面直言相告。如，7月29日的日记载：“读曹禺新作《胆剑篇》，匆匆完毕，晚食时与曹禺谈余之所见。此剧写越王卧薪尝胆故事，分五幕，余觉诸幕不集中，似未能凝集而表现一个总的精神。此剧对话颇有译古语为今语之处，一个角色说话，杂出此类语句与纯粹之现代语，似不调和。余谓曹禺前作《雷雨》《日出》，皆以对话见长，有若干段令人百读不厌，而此作中无之。余又举出有关古代文物之数点，谓可商之于博物院，期其无背于历史。尚有语言方面之小疵，缓日再与商谈云。”叶老7月31日又同曹禺继续谈，“眺望之余，为曹禺说其剧作中语言方面之疏漏。彼一一记之。组缃、老舍听余所说，时表同意。”

　　《内蒙日记》在《收获》上发表后，据至善说，反应良好，收到不少信，读者希望能看到有更多叶老的日记发表，说叶老的日记文学性、资料性熔于一炉，好读。

　　1980年至1981年，叶老整理发表了三部分日记，一是《东归江行日记》(1945年12月25日—1946年2月9日)，“记的是从重庆到上海的长江航行”；二是《北上日记》(1949年1月7日—3月25日)，“记的是绕道香港到达山东解放区之行”；三是《内蒙日记》(1961年7月29日—9月2日，9月5日—9月23日)，“记的是在内蒙访问旅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这三种日记都不长，广东花城出版社曾将这三部分日记合起来出版，名叶圣陶《日记三抄》。叶老逝世后，《叶圣陶集》陆续出版，其中有日记卷。据悉，叶圣陶的全部日记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