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流亡海外未忘忧国 卖首饰解决新四军军需

27.02.2014  14:03

  叶挺(1896—1946年),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88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1924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与军事学校学习。1925年回国。在1926年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独立团在湖北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荣膺“北伐名将”的殊荣,他的独立团被称为“铁军”。1927年8月1日,他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指挥。在抗日战争中,他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的首任军长,为新四军的组建、成长、壮大,为新四军的敌后抗日,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非常器重叶挺,曾当着叶挺的面说,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作为一代名将,叶挺的军事生涯和丰功伟绩,为世人所称颂,而他的清廉人生和高风亮节,同样为后人所景仰。

  流亡海外,生活艰难,但未曾忘忧国

  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掀起白色恐怖,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作为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叶挺机智地化装成盲人,逃亡到香港。当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震惊全世界,许多香港报刊也发表文章,颂扬这次起义,这让叶挺由衷地欣慰。但他没想到,在党内他却遭到严厉指责,并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这让叶挺怎么也想不通。

  1928年春,叶挺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休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挺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假道日本,前往苏联。是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虽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挺正名、平反。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叶挺是个有血气的军人,眼见国内有冤难伸,共产国际投诉无门,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出走西欧,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对于此事,周恩来后来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1928年秋,叶挺到了德国首都柏林。不久,夫人李秀文从澳门来柏林团聚。在那里,叶挺靠帮人打工和自己做小生意赚到的一点钱维持生计。

  1929年,叶挺先是移居奥地利维也纳,以卖绿豆芽和豆腐维持生计。后又移居法国巴黎,在秋天瓜果成熟的季节,到农村帮农场主摘收水果,运回巴黎街头,摆摊叫卖,生活过得紧紧巴巴。迫于无奈,叶挺有时甚至只能到市场捡拾别人抛弃的蔬菜,拿回家腌咸菜吃。

  叶挺刚到德国时,心灰意冷,加之身在异国他乡,没有生活来源,更感到前途迷茫。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同时为国家做些贡献。叶挺的德文基础比较好,他从黄埔陆军小学到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直选修德文,准备将来到德国深造。于是,叶挺用国内亲友资助的钱,买来书刊,闭门谢客,潜心阅读研究,所学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军事、文学。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把精力放到研究军事上。叶挺潜心钻研大量的德国军事书籍,希冀回国后能派上用场。同时,鉴于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叶挺还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冒着危险,经常在自己家里做炸药和地雷爆破试验。叶挺对军事的刻苦钻研受到了德国友人的敬佩,一位德国军事家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留作纪念,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使用,深得叶挺喜爱。

  九一八事变后,叶挺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由于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来得也慢。1932年秋天,叶挺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偕夫人李秀文和1岁多的二儿子正明,离开了德国,回到澳门,结束了5年的流亡生涯。

  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获悉叶挺回到澳门的消息后,纷纷写信或派人前去邀他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挺心中明白,陈诚、陈济棠这两个人邀他“协力共事”,无非就是拥蒋“剿共”,这无论如何有悖于自己的志向和信仰,所以断然予以回绝。过了一些时候,陈济棠又写了一封信,并备了一份礼物,派了一名副官专程到澳门拜望叶挺。这一回,叶挺请那位副官把带来的礼物,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并请他带话给陈济棠,说叶挺忧国心切,是为了抗日救亡而回国的,而不是为了谋官职混饭吃。只要陈济棠坚持他的反共政策,他们之间就谈不上什么合作。除非是真正的抗日的爱国军队,否则,他是不会出来任职的,任何老关系老交情,也碍难从命。从这以后,陈济棠再也没有找过叶挺。叶挺意志坚定,宁愿过清苦的生活,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同时还教育亲属洁身自好,不要为国民党的官僚做事。他的儿子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曾勃然大怒,批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

  在澳门居住期间,叶挺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十分关心抗战,多次返内地和香港,他在焦急寻觅抗日报国机会的同时,也关注着中共和红军的最新动向,并希望尽快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春,叶挺打听到当年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在上海做中共秘密工作的阳翰笙的住址,便立即写信给阳,希望阳翰笙能来澳门会面,他有很多心里话想向党倾诉。由于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紧张,阳翰笙一时无法抽身前往澳门,党组织决定另外派人设法与叶挺联系。1935年秋,组织上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并要他做好准备,等待党的召唤。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动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请求,由他出面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

  变卖首饰,自筹资金,解决新四军军需

  新四军组建初期,蒋介石在军需供应上对新四军进行克扣。国民党军事当局基本不供给新四军武器装备,只配给少量弹药。结果新四军所使用的武器大部分都是3年游击战争期间带过来的,还有少数是与日军交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枪械数量不够,导致新四军在岩寺训练场上练兵时,常常不得不两三个人共用一件武器,轮换着练习瞄准。上操下操时,一些战士也只好带着从根据地带来的梭镖、大刀。

  为了解决新四军缺枪少弹的问题,叶挺一面呈文顾祝同,断续要来一些枪支,一面按照红军根据地自力更生修造武器的经验,指示主持军需处工作的叶辅平,从当地招来一些铁匠师傅,买来一些工具材料,在岩寺上渡桥江家祠堂,建起一个简陋的修械所,自己修理枪支。修械所在搬迁到泾县云岭后逐步发展起来,能够制造铁雷、石雷和简单枪械。叶挺又指示各个支队在驻地重视建设小兵工厂,以弥补敌后武器弹药之不足。

  为了解决军队经费问题,叶挺又与夫人李秀文商议,想方设法筹款。为此,李秀文不辞劳苦,往返于皖南和澳门之间,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并动员经商的父母拿出多年积蓄。叶挺和李秀文用筹集来的这笔钱款,从海外购得新式手枪3600支、子弹20余箱,新型军用远程望远镜200架及一批步枪、大刀等,无偿资助新四军。

  从海外购得的这批枪械入境后,李秀文雇用3辆货运大卡车,将这批军用物资伪装成民用货物,亲自押运,千里迢迢由广东经江西运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未曾想在路经江西上饶时,为三战区长官顾祝同部强行扣押。李秀文当即向叶挺发了一份急电:“希夷:所购械弹运经上饶悉数为战区长官部扣押,十万火急。秀文。

  叶挺一见电报,非常恼火,不容分说,即吩咐副官备马,带上警卫员从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出发,由山道翻越龙门岭,到达麻村新四军兵站,再由麻村换乘汽车经青屯公路至屯溪转赴江西上饶。抵达后,叶挺径直走进顾祝同的办公室,义正辞严地责问:“顾长官长期拖欠敝军粮晌、补给,敝军数万之众尚抵不上贵军一个丙等师的待遇。这次内子说服岳母,掏出私人积蓄购得一批枪械,以解前线燃眉之急。想不到竟在辖区之内为顾长官所扣,难道你要我们新四军战士赤手空拳去跟日本鬼子拼命吗?”顾祝同理屈词穷,瞠目结舌,只好同意把扣押的军火悉数交还给新四军。凌晨5时半,叶挺驱车来到新四军上饶联络处,找到夫人李秀文及随行人员,军长夫妇亲自押运,浩浩荡荡将3车军火安全运抵云岭,新四军全军排以上干部每人配发手枪一支、子弹300发,每个营部配望远镜一架。新四军装备大为改善,全军将士欢呼雀跃,斗志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