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起大国的发展问题

08.09.2015  09:47
 

  后起和大国这两点,决定了后起大国发展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和艰难性。研究后起大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进一步发展非常重要。

 

  一、后起大国遇到的一般问题

 

  我们可以对历史作一个划分,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界,在这条分界线之前,某些特定的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向英国等国家学习,使自己获得发展,之后,就很难了。学习的内容:一是不断推进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和科学进步,发展新型工业,扩大世界性商业贸易;二是突破封建制度的政治束缚,商人和企业家在政治上有了发言权;三是完成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的转变,依靠武器优势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在时间分界线以前,只要后起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了这三条,国家就会发展,就会强大。在亚洲,日本是一个好学生,明治维新后,也是靠着这三条得到发展。1894年,日本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就获得几亿两白银赔款,还割据台湾和澎湖,这对日本以后发展非常重要。但到20世纪以后,由于殖民地和国际市场基本上被列强瓜分完毕,发达国家之间的争夺加强了,后起国家想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做法就行不通了。

 

  从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还没有一个人口在六、七千万以上的大国,能从典型农业社会发展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俄罗斯情况特殊一点。20世纪前,俄国还是封建沙皇国家,虽然彼得大帝做过一些改革,引进一些西方工业,但其水平不高,它的工业化是在20世纪的十月革命以后进行的,经过几十年发展,苏联经济水平曾达到美国70%,属于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苏联解体,俄罗斯又衰败下来,经济水平一度跌至美国的2%,现在约为12%。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后起大国的发展有多不容易。

 

  20世纪后,落后大国的发展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后起国家已经不能通过使自己成为列强,依靠对外掠夺,来获得发展。它们会相继遇到几个难题:一个是如何解决自身安全问题;另一个是如何集聚工业化初始资金问题;再一个是如何实现经济创新发展。只有解决好这三个基本问题,后起大国才能进入强国行列。

 

  一是安全问题。在这条分界线以前,所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虽然发展程度有一些差别,但从世界范围来说,他们都处于高端顶层位置,是发达国家,在他们头顶上没有比他们更先进的国家了。但是,进入20世纪后,落后国家特别是落后大国在发展中必须面对一个比自己发达得多、强大得多的国家群体存在,这必然对后起国家构成严重安全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当你落后弱小时,很容易成为强国侵犯掠夺对象;另一方面,如果落后大国有一些发展,也会遭遇严重安全问题。因为大国发展后,将会引起世界资源和市场的重新分配,引发发达国家的担忧,从而可能对后发国家采取遏制策略。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美日两国搅局南海问题,都反映出它们对中国发展的焦虑。所以说,后起大国的安全问题,成为其发展的沉重负担,因为它们要想有一个和平环境,就需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工业来支撑。

 

  二是工业化初始资金问题。从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看,它们主要采取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创造最初的工业化条件,其中货币资本主要通过殖民地来获取。在殖民地,他们不仅通过强制不等价交换,获取超额利润,而且还以强力攫取其他资源财富。因此,殖民地对于早期工业国来说是一个重要条件,它们以此获得原始积累资本,为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20世纪以后的落后国家就不能这样做了。怎样解决工业化初始资金,是困扰这些国家的严重问题。有人计算过,我们建国后若以自然方式进行资金积累,需要两个多世纪才能完成工业化,这还没考虑外国的干扰。许多国家都因没有依靠自身积累资本的有效方式,而发展迟缓。

 

  三是创新发展问题。说到大国,可以从人口或GDP规模上来划分,但说到强国就不能这样划分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最高,占全球29%,不照样挨打,被人欺负吗?英国凭什么做了世界霸主那么长时间,就是凭它最早完成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最早进行工业革命。它是凭借领先的创新活动,取得世界霸主地位。从历史上看,世界科技中心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就是强国。原来英国是世界科技中心,后来,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当然,世界科技中心可能不是只有一个,而是会有几个中心。比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至少应成为其中一个中心,才能说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二、我国解决工业化初始资金问题的途径

 

  后起大国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已经存在一个发达国家群体,靠外部攫取或自然积累解决初始资本已无可能。市场化国家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负债工业化,由于很难与发达国家竞争,自己又缺少积累资本的特有方式,结果债台高筑,无法偿还;二是外国资本直接进入,结果是无法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利润外流,成为发达国家附庸。

 

  我国没有选择以上途径,而通过统购统销和计划经济完成了工业化初始资本积累。

 

  一是实行统购统销制度。1953年夏季以后,国家收购粮食越来越难,而城市销售却迅速增长,一些大城市甚至马上会出现供销脱节的严重局面。本来,1952年粮食总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9.3%,1953年总产也很好,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朝鲜战局稳定后,我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城市人口明显增加,粮食需求也迅速扩大,粮商和农民储粮惜售,引起粮价上涨。粮价上涨的直接后果是工人工资上涨,而工资上涨,就意味着工业利润流到农业和农民那里,工业发展就没有了资金。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同时,中央还认为,面对成亿的个体农户进行统购,工作量极大,如果把一亿一千万个农户组成一二百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以社为单位进行购销,就方便多了。很快中央就把统购统销与合作化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宣传和推动。

 

  统购统销制度,对我国工业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它的本质是,通过调整农业与工业的利益关系,形成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机制。它通过从农业低价收购粮食等农产品,保证了城市的低物价、低工资,进而实现了工业较高利润和积累,为工业化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以后,我国逐步扩大统购、定购、议购范围,涵盖了大部分农产品。虽然集体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但在低价政策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这是我国农业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二是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形式上是资源配置方式,本质上是为积累工业化初始资本和建立完整工业体系服务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调整工业内部利益关系的机制。我国通过这一机制,实现了传统轻工业向新建设的工业体系提供初始资本积累。具体说,就是将传统轻工企业的经济剩余汇集起来,投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建设中去。经济剩余主要包括利润、折旧和提取的大修理基金等,这里的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实际上是成本,只是不需马上运用的成本。国家规定,大修理基金留给企业,但是,利润和折旧要全部上交。当时,有些产品是中央直接管的,而对大量像油盐酱醋、烟酒糖茶这些普通轻工产品,中央计划是管不到的,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来管,但地方的经济剩余必须遵守中央统一管理和严格纪律,例如,工资是不能随便提高的。可以说,在我们的工业化中,传统轻工业也付出了代价。因为,传统轻工业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条件,生产设备普遍陈旧落后。对早一点建设的重工业企业,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方式,为工业体系建设提供积累。当时,我国是牺牲微观活力来换取宏观迅速布局。

 

  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工业产值已占总产值的75%,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初始阶段已基本结束,工业具有一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然而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积累了较多的矛盾:一方面,微观企业活力低下;另一方面,统购统销和计划经济虽为工业化积累了初始资本,但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农业和轻工业落后、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匮乏、人民生活提高很慢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需要调整和改革经济管理模式。

 

  改革从农业开始,国家在1979年大幅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后,又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品种和数量,到1992年最终取消了统购统销制度,全面放开粮食等农产品价格。随后,我国立即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主要采取国家财政补贴方式,对农业给予帮助。现在,我国每年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保护价补贴、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农机补贴等,有几千亿元。2006年,国家又取消实行几千年的农业税,进一步减轻了农业和农民负担。对工业企业改革,最早是以搞活企业为核心,把企业应得利润、折旧返还给企业,使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并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以后又进行了利改税、拨改贷、放开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改革,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计划经济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经济体制内涵发生根本变化,市场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经历过艰难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也经历过高速发展时期,但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我国是否会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呢?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专家在2006年首先提出的,主要指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战略,不再适用于向高收入阶段发展,其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进入经济增长的停滞徘徊期。一些学者还认为,在这一阶段,不仅经济增长缓慢、停滞,而且伴随着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社会容易处于不稳定和动荡状态。

 

  但是,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为什么它当时能促进经济发展,以后又不行了呢?还有,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战略又是什么?他们没有解释清楚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从理论上作出说明,就容易使人们陷入迷雾之中。

 

  解开这个谜团,要从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劳动说起,劳动可以分为重复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中等收入阶段是以重复性劳动为特征,而高收入阶段是以创造性劳动为特征。

 

  重复性劳动在企业生产中表现为引进和复制别人的生产方式,由于自己创新的东西不多,增长只能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其增长能量依赖于压低工资和消费的货币资本积累,它会引起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社会只有通过扩大出口才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种增长方式的好处是,只要条件具备,增长就会很快。例如,我国钢产量在这三十多年增加了二十多倍,达到约8亿吨,这里有技术进步因素,但主要还是外延扩张。但是,随着经济外延扩张,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供需矛盾加剧,成本上升,产品出口阻力增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经济发展。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特征,也是我国当前主要的经济特征。

 

  创造性劳动则引起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增长能量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智力积累,它具有无限增长潜力。科技创新引起的分工和专业化,又使劳动者在生产中地位提高,收入增加。过去,在资本积累时代,若提高工人收入,效益就会下降,因为工人的收入增加,意味着成本上升。但是,在智力积累情况下,人是作为创造性主体参与生产过程,适度提高收入,不仅不会抑制增长,反而能刺激创新。同时,内涵扩大再生产,也不是表现在产品数量增加上,而是体现在产品质量和性能提高上。因此,智力积累对生产数量影响减少,市场趋于稳定,这是高收入或发达国家的经济特征。

 

  党中央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就是要发展创造性劳动,实行内涵增长和智力积累,这是非常正确和重要的战略选择。但是,真正实现创新驱动是很难的,特别是系统和复杂创新活动,就更难了。因为,创新、创造性劳动是人类最高级的活动方式,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人类劳动向高级形态发展,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创造性劳动数量的增长和水平的提高。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和一个依靠引进技术来发展的工业国,要实现自我创新、依靠自身力量研制新产品,要克服很多困难。

 

  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不仅要对一些重点领域作出详细规划,而且在宏观政策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现在,一些同志认为,我们的GDP已经是全球第二,可以减少一点积累,多分一点蛋糕了。实际上,我们在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过渡阶段,积累率不仅不能下降,甚至还需要一定增长。这是因为,在经济转型期,我们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由于我国仍以重复性劳动为主,只有保持高的货币资本积累率,才能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不仅为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而且也为下一步创造性劳动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我们在经济转型时,只有追加投入,才能实现创新突破。

 

  第二,扩大出口仍是重要战略选择。从国际经验看,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阶段,没有积聚能量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过渡,后因收入和福利增加,成本上升,竞争优势丧失,引起出口下降,经济开始朝内向型经济转型。而内向型经济缺少积累来源,在增长和就业压力下,这些国家以超发货币替代积累,结果出现“滞胀”,也就是既经济停滞,又通货膨胀。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把发展出口和外向型经济作为战略选择,力争实现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我们不仅要努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而且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问题,防止不利因素扩大。应该看到,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经济模式,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转变的根本标志,就是创新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

 

  第三,加强国家在智力积累中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发展,随着智力积累成为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力量,积累的社会化要求也在提高,国家和社会在智力积累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某一领域的综合体系也日益扩大,企业在很多领域必须依托国家和社会智力积累成果,才能开展自己的创新,从而形成企业、社会、国家不同层面的智力积累。例如,我国开发建设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可带动大量企业为之配套服务,逐步形成庞大产业。在发达国家,它们可利用自己优先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利用大财团规模优势,进行一些长期智力积累,但即便如此,它们也同样需要国家和社会深度参与。像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航天、可控核聚变等研究开发,国家和社会都是主要力量。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一方面要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核心技术和开发新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建设“国家队”,加强国家在智力积累中的作用,抢占创造性劳动制高点,保证生产力长远发展。国家通过开展像载人航天、卫星技术、新能源、大飞机等重大科研工程,推动创造性劳动集约发展,经过长期积累,一定会产生一大批高科技产品,并惠及和带动更多企业创新。

 

  四、影响经济安全的若干理论问题

 

  苏联当年实行计划经济,存在与我国相似的优势和问题,其在完成工业体系建设后,没有转变经济模式,并且在实力明显不足情况下,继续利用计划经济集聚资本,长期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使自己背上了沉重包袱。轻工企业落后、消费品匮乏、人民生活提高慢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刚独立的俄罗斯听信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休克疗法”改革意见,致使经济严重恶化,经济总量大幅下降。因经济安全严重受损,进一步导致政治、军事地位急剧下降,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战而胜。从中可见,决定政策的理论观点正确与否,对后起大国经济安全,乃至政治、军事、社会安全至关重要。下面就几个理论问题谈一点认识:

 

  1.不能否定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要调整和变化,但不能否定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仍不能超越国家利益而存在。所谓全球化、国际化,只是发达国家利益和意愿在国际分工体系上新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存在他们利益的自愿让渡。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重复性劳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创造性劳动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资本、商品和服务的全球性流动,都服务于这一新的分工体系。在国际市场中,不存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例如:发展中国家需要进口高技术,但却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控制;本来发展中国家具有工资成本低的优势,却被发达国家以倾销为由加以严厉制裁;发达国家要自由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产业,却严格限制发展中国家资本进入自己的重要产业。所有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在自由竞争旗号下实行的国家干预。新的国际分工使富国和穷国的竞争力出现根本性差距,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新的举措,将永远被抛在后边。因此,国家必须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一是保证社会资源向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基础科学和重大科研工程倾斜;二是要按市场经济规则,控制经济命脉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保障经济安全,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三是利用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市场运行实施科学调控。

 

  2.不能夸大消费的作用。

 

  我们刺激消费,加快经济循环,这是对的,但不能夸大消费的作用。认识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对于我们战略制定和经济安全非常重要。

 

  生产与消费的一般规律是:生产是消费的源泉和根据,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结果。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生产是第一性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从经济哲学上看,消费在生产目的和再生产中的地位是重要的,但得不出通过提高消费,就能拉动生产的逻辑关系。因为,第一,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根据,不能颠倒两者关系,使生产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根据。第二,人若能脱离生产而先提高消费,生产还有何意义?正确的逻辑应是,只有先提高生产,才能提高消费。并且也只有随着生产发展,人的消费品才能在质量、数量和品种上相应发生变化。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外需下降,增长缓慢时,不从生产本身找原因,而采取超发货币,刺激消费和内需,试图以此推动生产增长。但是,通货膨胀却造成:第一,由于个人收入和储蓄贬值,社会消费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被压缩;第二,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支出增大,入不敷出,政府债务激增。此举容易引发民怨,极易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出现“滞胀”和社会动荡,就意味着掉进了“陷阱”。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生产上,就会发现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创新不足,推动创新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3.不能以错误理论否定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要把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对这一问题必须要有清醒认识。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假设,他们认为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己理性,是市场存在和效率发挥的基础。这一理论由于脱离生产力发展,抽象地分析人的本性,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劳动者会通过偷懒来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表明私有制存在效率下降的内因,那么,又该如何对现代以创造性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进行管理来提高效率呢?因为,过去可以通过生产定额管理,现在创造性劳动多了,难以用定额管理,那么,新的管理又是什么样呢?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契安和德姆塞茨提出“索取剩余论”,认为由于劳动者会偷懒,而它的产出又无法计算,所以,要有监督者来督查,以提高生产效率,但监督者本人也会偷懒,因此,所有者需要让渡给他们一定“索取剩余权”。但是,剩余权的让渡,一方面动摇了私有制的基本法则,另一方面仍然无法解释以创造性劳动为特征的生产如何管理的问题。

 

  其实,现代所有制关系正在发生活跃和深刻变化,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占有某物,但从实际利益关系上看,可能并没有完全,甚至完全没有占有某物。如今,在发达国家一些大企业中,以职业经理人为首的经营团队,已全面负责企业重大决策和管理,私有者基本退出管理层。这一情况表明,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劳动特征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转变,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复杂化,所有制关系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资本的效能在下降,资本所有者对企业实际占有水平也在下降;另一方面,创造性劳动不仅使劳动者地位提高、收入增加,而且也使人们对劳动的兴趣大大增加。因此,不存在人类永恒不变的自私本性,也不存在不变的私有制关系。

 

  作为后起大国,我国的国有企业是保障经济安全,参与国际竞争,提高生产水平,实现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不能以错误的理论认识否定其作用。

 

  (作者:陆文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