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周恩来延安受辱：被批党内最危险的人物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