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门生回忆杜润生：倡导实证研究而非拍脑袋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如果改革的程序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遗留问题很多，将来也许改革要重来。
构建一个透明的政府，尊重人民的知情权。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改革的办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怎样推动改革？5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在视杜润生为“灵魂”的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聚合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包括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张木生等。昨日，他的多位同事、学生向南都回忆起与改革有关的故事。
“可以、也可以”开启农村改革
其实，在“文革”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很敏感的争议问题。“最早有地方试行包产到户，都被叫停，因为当时有人认为这直接关系到‘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曾与杜润生共事、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告诉南都记者，在农村改革方面，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杜润生一直旗帜鲜明，是坚定的“改革派”。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指出，贫困地区要调粮食救济、交通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而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是“两头有利”。
这一观点遭到强烈反对。“有农民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农村最直白的表达。”郭书田说，而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就这一问题吵得更为激烈，“有两位省委书记，甚至吵到脸红拍桌，在会场就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最后，在杜润生、万里等人支持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终于在75号文件中撕开了口子。
“中央文件中一直是说‘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包干到户’，也有‘不许包产到户、不要包干到户’，都是不允许、不鼓励的态度。”郭书田说，而在杜润生起草的75号文件中(75号文件：1980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则作出巨大改变，文件中称“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可以、也可以”的表述，打破了此前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释放了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就从这里开始。”
“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述，在杜润生所主持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的文件中越来越多地出现。
现任昆百大董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告诉南都记者，当年跟着杜润生一起做调研、起草文件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像何道峰这样刚从大学毕业的，也有来自农村基层的；有的是读了很多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人、满脑子的新思想；也有的是对改革持有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
“杜老能非常平和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何道峰说，农研室的特殊之处也就在于此，“在杜老那个地方可以吵架，我们相互之间可以发表完全不同的观点、对杜老的观点也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只要言之成理就能非常自由地讨论，这在当时的语境里，绝无仅有。”
何道峰认为，这也是杜润生推动农村改革的一种技巧：拿出案例、数据、现实情况来，让不同的观点和思想充分地碰撞，因为中央农研室的文件都是“可以、可以、也可以”，以前做出任何一项这样的改革，都有可能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只有争吵，拿出来的东西才够稳妥。
要求去农村农民那里找案例
在何道峰看来，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采取的是今天已最常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央农研室，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大家去农村、农民那里找案例，要么一个个把案例做实，要么就做抽样调查。当年王岐山所在的联络室，就是联络全国各地的学者来做这类的调查研究。
“在那个时代，这对中国政策研究影响至大。”何道峰说，所写的文章，往往是先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语录，研究结论都在领袖语录中找到才能算是真理，“但今天我们都知道，要从现实中去找实际性的答案，才能找到真理。”
曾在中央农研室工作、现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张木生也向南都记者回忆起“实证研究”的细节。有次他们与杜润生一同去中南海汇报粮食工作，农研所一名年轻研究员提出的方案遭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反驳，这位年轻人有些生气脱口而出：“我们提的数据，都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当场便有领导人向年轻人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你慢慢说，我仔细听。”
走出中南海后，张木生等人本以为会因行为莽撞而受到批评，不想杜润生嘿嘿直乐，评价说：“我就是喜欢你们这样，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被称为“中国改革之父”的杜润生，直到晚年对中国的农村改革也一直保持着关注、冷静的思考。
3万字文件被批是“正确的废话”，杜润生坦然接受
连夜找中央领导要求重拟会议文件
在杜润生主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84岁高龄的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曾经多次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前的调研、准备工作，“我和他的接触基本是在各种会议上，但单从会议、工作中就能感受到他非常实事求是的风格。”
大概1986年以来，每年年底会召开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第二年农村工作的政策与措施。郭书田回忆，1988年底，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预备会召开前一天，部分省市的农委主任、农研中心主任陆续抵达北京昌平的会场。这次预备会是要确定来年农村工作的一些要点，由杜润生带领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也为会议准备了一个3万字的会议文件。
“这是一份经中央领导人看过并同意的文件，可部分省里同志看到文件后意见很大。”郭书田说：“有人尖锐地批评文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长篇大论搞了3万字，都是‘正确的废话’，甚至有人提出不修改的话，会议就不用开了。”
一方面是已经过中央高层通过的文件，一方面是地方基层的反对声音，怎么办？杜润生坦然接受不同声音，并征求参会者意见：怎么办？有人建议“重新写”。杜润生继续问：怎么写？有人提议“有什么问题，写什么”。
“他立马就去找中央相关领导，要求重拟一个稿子，表示要重新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列入文件。”郭书田说，汇报完回到会场已是晚上9时，杜润生又召集大家现场提第二年需要解决的问题，两个小时各方面提出10多条，最终形成一份2000多字的文件。第二天一早，杜润生又将这份连夜加班赶出的稿子报送中央领导，看过后才召开会议。
“他就是这样从实际出发，意见尖锐，但有道理他就接受，中央领导层面通过的文件也有勇气去改变。”郭书田说，杜老师的这个故事他也常常讲起，“尤其是谈到要树立良好的会风、文风，我就常拿杜老师的例子来说，要废除‘正确的废话’。”
杜润生的门生、曾参与五个一号文件起草的张木生告诉南都记者，事实上，当年杜润生带领大家起草的文件，都在尽量不讲“正确的废话”，“当年起草的一些文件，工人、农民都能看得懂，农民还能把文件拿来作为维护自己权益的盾牌。杜润生晚年看一些文件的时候，也曾批评说现在一些文件，讲道理的能力反而下降了”。
每次生日宴也是农村改革问题“圆桌会”
南都记者了解到，2002年起，杜老生前历次生日都有来自各领域、重量级的人物出席道贺。
2014年7月18日是杜润生101岁的生日，9号院(前中科院农研所代称)的“老战友”们齐聚北京紫竹桥附近的一家酒店为他庆生。曾与杜润生共事的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回忆，参加生日宴会的还有多位地方领导干部，他们曾在农业领域工作。
南都记者发现，众人聚集一堂为杜润生贺寿最早始于2002年，那年他90岁。1989年，农研所被撤后，成员们散落各方，九号院里的故事逐渐被淡忘。直到12年前的夏日，曾一起起草“一号文件”的“改革者们”再次相聚京西宾馆，一起回忆那些年轻的岁月。除了叙旧，生日宴也是探讨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以及当下问题的“圆桌会”。
“这么多年过去了，仍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就是因为当年在他的领导下，为了解决中国农民问题这一共同目标，在一起琢磨研究，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团队’。农民的问题就是大家最大的问题。”郭书田说，每年的生日宴相聚，都是一次农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同志一起探讨交流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今年6月，杜润生老先生102岁的生日宴，是由其大女儿杜霞代为出席，当时，杜润生已经神志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