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析因公务员叫苦：“赌注押宝”失败后幻灭
公务员工资是高是低、是否应该提高公务员薪酬，
这些问题倒在其次，前提是不能有任何灰色收入、黑色收入
近日，在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深圳代表团的讨论中，多位代表呼吁为公务员加薪，该提议再次将“公务员工资水平是高还是低”这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推至舆论前台。
事实上，这一“声援”公务员的行动并不算突兀，在此之前可谓早有“伏笔”。前不久，就有一些分属各系统不同级别的公务员，苦于中央禁令的接连出台以及工资多年未涨的现实，向媒体坦言“为官不易”，在失去隐性收入后，甚至考虑离职转型。
吊诡的是，一方面是在职公务员纷纷抱怨“房子没得分，工资水平低，干活比较累”，感叹公务员的待遇已是“今非昔比”；另一方面每逢公务员考试，仍有千军万马如“过江之鲫”一般涌入考场。 至于抱怨声中，有多少困顿不堪的无奈，又有多少“赌注押宝”之后的幻灭，一般人恐难分辨。
可以肯定的倒是，研判公务员的薪酬高低，仅凭几句抱怨、几声叹息，很难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削减政府开支已成共识的语境下，公务员薪酬涨或不涨，也不是单靠“一意孤行”就可以决断的事。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不合时宜”的地方在于，这似乎与预算紧缩的趋势相悖；“审时度势”的地方在于，如果禁令能够成为常态，增加本来不高的阳光收入似乎又很必要。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用作家杨绛的话去形容那些挤入公务员队伍、却又叫苦连连的年轻人心态。“有人说，最近几年入职的公务员比较可怜，可话又说回来，他们还不是几百个、几千个争一个位置挤进来的吗？说白了，他们看中的是公务员的‘综合性收益’，除了工资、医保、养老金、公积金等补贴，还有背后的隐性福利和灰色收益。”
至于有人拿公务员薪酬与企业员工的收入相比，称“企业员工一年五六十万很正常”，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副所长谢志岿认为，二者并不具可比性。“别说企业员工拿五六十万，拿五六百万也很正常，只要能为企业创造这么多价值。而政府部门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二者当然没有可比性。”
“李克强总理说，未来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在这种语境下，嚷嚷着为公务员加薪，既显得‘不合时宜’，又好像是‘审时度势’。‘不合时宜’的地方在于，这似乎与预算紧缩的趋势相悖；‘审时度势’的地方在于，如果禁令能够成为常态，增加本来不高的阳光收入似乎又很必要。”谢志岿分析说。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马敬仁认为，随着中央禁令对公务员行为要求愈来愈严，灰色地带、制度外好处都会逐步压缩。公务员群体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逐步由过去的“官”转变为“公仆”，对“公”与“私”的边界应有清晰的认识。
诚实地看待人性，诚实地看待职务
公务员毕竟是稳定的工作，如果你向往稳定的生活，说明这份职业很适合你，如果你向往充满风险和机遇的生活，劝你还是另作打算。
道理固然如此，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吕元礼却认为，在强调公仆意识的同时，也要诚实看待公职人员的薪金水平。他援引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一要诚实看待人性；二要诚实看待时代；三要诚实看待职务(既是无私奉献的事业，亦是养家糊口的职业)。
谢志岿认为在大城市物价水平、生活成本畸高的环境下，不独一些公务员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很多领域从业者的薪酬都显得捉襟见肘。公务员既是“公共人”又是“经济人”，同样有着趋利避害的天性，政府不能提供合理的薪资待遇，既不能留住人才，也不能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然则，公务员毕竟是稳定的工作，大多数公务员的职业生涯是波澜不惊的，这既体现在职位晋升方面，也体现在薪酬待遇方面，没有大起大落。如果你向往稳定的生活，说明这份职业很适合你，如果你向往充满风险和机遇的生活，劝你还是另作打算。”
与之不谋而合，马敬仁也有类似看法。马敬仁以为，所谓“诚实”既体现于政府如何看待人性，亦体现于公务员如何认识自我。“如果你的本性‘偏私’，最好不要在政府部门工作，因为迟早会出问题。如果你的本性‘偏公’，即便有再大压力也应该坚持，吏治由腐败走向清明，过程是痛苦的，但坚持下来的人还是有机会的。”
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同等人力资源的薪酬水平，使公务员的薪酬维持在相对合理的程度，也是为了激活行政活力，保证政府的服务质量。
至于公务员的薪酬水平是高是低？马敬仁建议对问题开展全面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做出准确判断。马敬仁认为，内地公务员薪酬体制存在一个很大问题，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低工资、低消费”，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高工资、高消费”，这一转型在市场领域已经实现，在公共领域才刚刚开始。
谢志岿觉得，公务员的薪酬虽然不由市场决定，其外部环境毕竟是市场化的。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同等人力资源的薪酬水平，使公务员的薪酬维持在相对合理的程度，也是为了激活行政活力，保证政府的服务质量。对此，一般纳税人未必不抱以“同情之理解”，也未必持“批判之态度”。想必他们能够接受公务员“阳光收入”合理化，不能容忍“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存在。
在吕元礼看来，公务员工资是高是低、是否应该提高公务员薪酬，这些问题倒在其次，前提是不能有任何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公职人员应当享受符合市场水平的足够薪酬，同时不能有隐性收入。“如何杜绝隐性收入，让阳光普照‘灰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也许新加坡的经验可资借鉴。原则是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以薪养廉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还要配合制度、法律的作用。”
“一个能干并具奉献精神政府的薪金”
新加坡一方面确保公务员薪金比较高，以便争取到优秀人才，一方面又不能让薪金太高，因为他们建立的是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政府。
作为新加坡问题专家，吕元礼将新加坡上世纪90年代的薪金改革，视为内地公务员薪酬改革的“他山之石”。新加坡的改革主要针对政务官员，改革白皮书的标题为“以竞争力薪金建设贤能廉洁政府”。所谓“竞争力薪金”，意味着以优渥待遇吸引人才，这也被人们叫做“高薪养贤”。
这场改革的结果不错，新加坡终于建立了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然而政务官员高得令人咋舌的薪酬，又引发了百姓的不满。2011年时逢新加坡大选，吕元礼在新加坡看到老百姓的头上纷纷顶着一首诗，“部长薪水几百万，做满一届花不完，人民只得苦命干，手握铁锤跟它算(新加坡工人党党徽是一把铁锤)。”
迫于压力，薪金改革的报告书随后不久出台了。报告书的标题叫做“一个能干并具奉献精神政府的薪金”。吕元礼从中看出，新加坡一方面确保公务员薪金比较高，以便争取到优秀人才，一方面又不能让薪金太高，因为他们建立的是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政府。“他们首先强调，要提供相当可观的薪金，以确保有能力的人在迈入政府门槛的时候不因为工资太低而却步；他们强调公务员要有奉献精神，既然选择来政府工作，就等于放弃了企业更高的薪资待遇；他们秉持‘裸薪’原则，全部收入都体现在‘显性工资’里面。”
“如何为公务员涨工资”只是表面化的问题，“如何改革整个公务员薪酬体系”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鉴于任何成熟的薪酬体系，各个环节之间无不相互协调、配合，马敬仁觉得，“如何为公务员涨工资”只是表面化的问题，“如何改革整个公务员薪酬体系”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马敬仁看来，薪酬改革势必是一场整体改革，从国家中枢，到省部、县乡，应做整体的安排。既要照顾地区差异也要考虑职位区别，推行职位分类改革。深圳曾试行职位分类改革，却并未触及职位问题，到头来仍然是品位分类。
“职位分类改革，要根据不同性质的岗位，以及工作繁简、难易程度，综合考虑公职人员的薪酬待遇水平。入职薪酬也要慢慢走向科学化。公务员和企业员工相比，入职薪酬高，晋升速度慢，造成工资系统中的‘双轨制’。如何由双轨并为一轨呢？首先要形成一个社会的‘平均薪酬’，在此基础上参酌公务员的职位要求，制定一个入职薪酬的标准。”
而具体到深圳，马敬仁觉得更有必要结合自身情况，对公务员收入现状做一次整体评估，根据国标、深圳标准以及绩效和岗位，制定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