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围场“走窑”后遗症 百余农民染尘肺(图)
尘肺病3期患者王义曾做过8次穿孔手术
尘肺病3期患者宋守春躺在病床上吸氧
致力于救助中国尘肺农民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头一次接到地方政府邀请。
7月底，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围场县)人社局致函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邀请去该县“探访矽肺病患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大批围场农民外出谋生，去外地挖煤，不少人后来染上尘肺病。据不完全统计，该县有125名尘肺病患者亟待救助，其中，3期患者18人。
尘肺病为职业病的一种，由于职业病鉴定过程复杂，上述患者求诉无门。围场县政府曾组织律师帮患病矿工打官司，但诉讼渠道同样艰辛，后者望而却步，不愿在诉状上签字。
县人社局局长石俊峰介绍，当地目前已将尘肺病患者纳入低保和农村合作医疗救助范围，但上述措施远不够解决他们看病贵、家庭返贫的问题，“部分患者病情恶化，有的因病重去世。”
逐渐拉长的病重及死亡名单，最终促使地方政府向公益基金会发出求助信号。
走窑，两万人外出挖煤
韩清老了，再也干不动力气活。他今年61岁，是尘肺病2期患者。家里五口人，除了老伴，还有一个36岁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儿媳患有精神病，孙子7岁。“唯一的劳动力就是老伴，平时种点地，有时上山捡蘑菇卖。”
在围场县蓝旗卡伦乡下新房村，韩清的家境原本称得上殷实。他现在住两层的楼房，进门右手的墙面上镶着瓷画，地板贴的是瓷砖，客厅正面有两只大橱柜贴壁而立。“以前确实有点钱，现在不行了。”
韩清说的“以前”，指的是在外地走窑的年月，现在的家底，都是那时攒下的。
韩清回忆，去外地走窑的围场人最早一批是在1985年前后。
把招工消息带到围场的是一名教师，他老家有煤矿，他曾被下放到围场。“矿有乡的，有村的，个人开矿也允许了，用工的量就大了。都是亲戚乡邻带着去的，很快，围场人都知道了外地有煤窑，挺挣钱。”
韩清1989年加入走窑大军。他去的第一个窑是私人煤矿，第二年去了乡矿。开始带小班，后来带大班，他逐渐熟悉每一个工种，从一个矿工“混”成矿长，上对老板汇报，下管数百号人。
1997年，韩清领到煤矿矿长资格证书。 韩清刚走窑时，月工资三四百元。参照当时物价，矿工的收入不菲，走窑的围场人也越来越多。
据韩清说，高峰时期，走窑的围场人超两万，约占矿工总数的四成，与四川籍矿工比例相当。“围场附近的隆化县、平泉县也有去走窑的，但没围场的多。”
到后来，矿工的工资能达到2000至6000元不等。韩清因为当矿长，除了工资，产煤多时有生产奖，如不出事故，还有安全奖。
靠着这笔收入，走窑的围场人率先脱贫。赚得多的，在老家盖起了楼房，赚得少的，也盖起新的平房，给儿子娶上媳妇。
染病，百余人查出尘肺
2009年，韩清回到围场。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因挖过煤而染病。2010年的一天，他得了重感冒，喘气费劲。渐渐地，他干不了重活，气喘和咳嗽缠身。
“老是咳嗽，后来咳痰咳出血来。天气不好的时候，人家不感冒，我就摊上感冒，大夫说我免疫力差。”
他到围场县人民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肺有毛病”，问明他挖过煤后，医生推测，他可能患上煤矽肺。
煤矽肺是职业病尘肺病的一种，患者由于长期吸入大量游离二氧化硅粉尘所引起，以肺部纤维化为主的疾病，它也是尘肺中最常见、危害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去年7月，韩清到北京朝阳医院检查，确诊为尘肺病2期。
但韩清并非最早查出染病的。从2005年起，陆续有围场人返乡，也陆续有人查出尘肺病。
银窝沟乡查正村，45岁的冯军目前为尘肺病3期。1987年，冯军去了外地，先在小煤窑，后去乡办煤窑，在韩清手下干活。
“主要工作是打岩石，那时候是干打，不用水。工作环境是1000多米深的矿洞里，戴防尘口罩能管一半的事，戴上干活没几分钟，防尘的棉芯片就黑了。不中，防不了。”冯军说。
干活时，矿洞里弥漫着煤尘，矿灯的光因灰大而朦胧不清。“乡矿的施工环境，没有国矿的标准高，通风条件有限。”韩清说，矿洞空气含氧量低，戴口罩干活影响呼吸，很多人都不戴。
2005年，冯军患上气喘病，干活吃力，当时他才35岁，正值壮年。“这是长年累月积攒的，一点点岁数大就不行了。一起干活，你搬一块石头，我也搬一块，但我追不上了。胸闷，上不来气，快走几步就觉得体力不支。”
2007年，冯军离矿返乡。在承德的医院检查时，医生判断他染上尘肺病。他的病情逐渐加重，“开始是咳嗽，吃咳嗽药，后来憋气，吃憋气药。”2012年，冯军在朝阳医院被诊断为尘肺病3期。
去年秋天，他的病情开始恶化，儿子在网上买了一台制氧机。“成宿喘，睡不了多少觉。不买(制氧机)的话，冬天过不来了。夜里必须得吸，只能盘腿，倚着墙，坐着吸。”
县人社局局长石俊峰介绍，全县近200名尘肺病患者，约有50人是当地萤石矿等地方企业产生的，已得到当地政府补偿救助。其余患者都去外地挖过煤，20多人已经被鉴定为职业病并享受工伤待遇，另有125名尘肺患者，因为无法认定为职业病，目前亟待救助。
县人社提供125人名单显示：这些尘肺病患者分布在11个乡镇，以蓝旗卡伦、朝阳湾和半截塔居多，分别为42人、43人和22人。其中，1期尘肺病患者43人，2期尘肺病患者35人，3期尘肺病患者18人。
返贫，看病买药花光积蓄
这份名单中，最年轻的是“80后”35岁的韩淑军。他是韩清的亲侄子，18岁那年跟着叔叔走窑。
2009年韩淑军回到围场，时常觉得腰疼。“上承德看病，医生说肺不好、有阴影，后来去县医院，医生说‘阴影很大，你走窑的吧？得上朝阳医院’。”朝阳医院确诊为尘肺病2期。
韩淑军家在韩清隔壁，也是两层楼房，但装修稍逊。“挣的钱都用来盖房、娶媳妇了。”四年前，妻子与他离婚。提起这事，他心里有气。韩家人都觉得，其妻离婚是因为他年纪轻轻就得了不治之症。
韩淑军的儿子8岁，其父母年过六旬。他母亲躺在炕上，右腿绑着绷带。“打工没人要，我妈上山捡蘑菇卖，摔骨折了。”韩淑军说。
蘑菇是围场县季节性的土特产。“街上就有收蘑菇的，肉蘑一斤10块钱，松蘑7毛钱。捡的人很多，凌晨四五点就得起，八九点回来，捡一早上也只能挣30块左右。” 韩淑军自己捡不了，陡一点的坡一走就喘，“啃老”让他自觉惭愧。
虽然捡蘑菇挣不来钱，很多家庭都靠它贴补家用。冯军家的院子里也晒着他妻子捡的肉蘑。她抱怨尘肺掏空了家底：“赚的钱都用来看病了，说句不好听的，得这病和活死人有啥区别？”
冯军的儿子23岁，未婚，在北京当建筑工。围场婚嫁有陋习，男方必须掏10万到20万元的彩礼。“别说我有病，就是没病我也挣不到啊。”冯军说，因为掏不起彩礼，儿子相亲数次，均以失败告终。
现在，冯军一天要吃大约80元的药。“沙丁安醇，一片8元，一天要吃9片，72元。另外还吃喘咳立舒、复方妥英麻黄茶碱。病厉害的时候，还得加药。”他叹气道：“早知道会得这病，给再多钱也不会去挖煤。”
北京青年报记者问：“在矿上工作的时候，听说过尘肺病吗？”冯军说：“没听说过。”北青报记者问：“矿上有没有组织过培训，讲过职业病的防护措施。”冯军答：“没有。”
8月15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秘书长赵若彤等人先后走访围场的9名尘肺病患者。9个人的对答和冯军如出一辙。而被问到“什么时候听说尘肺病的”，时间都是离矿之后。
尘肺病患者所用的药物，并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内。石俊峰称，尘肺病因为是职业病，住院费用也不能通过新农合报销，该县扩大救助措施，将其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县里最近研究决定，将尘肺病患者全部纳入低保，但他亦表示，上述措施远不够解决他们看病贵、家庭返贫的问题。
即便是当过矿长的韩清，也诉苦现在过得窘迫。“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每个月光我一个人的药费就五六百元，儿媳妇的精神病也一直花着钱。”他自称在银行贷款7万元，种地挣的钱只够还利息。
“表面看，住的房子光鲜，但家被掏空了。” 县人社局办公室主任张庆说，走窑的围场人在染上尘肺病后，返贫现象突出。
救助，病重患者送制氧机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韩清等人所患的尘肺病，在经核实与工作环境有关联后，应当被鉴定为职业病，认定为工伤。但现实中，这条路困难重重。
由于打官司取证难、胜诉后执行难等问题，患病群体最后放弃走诉讼途径，而把希望寄托在信访上。
围场县信访局局长吕途多次赴外地接访。“每次接访，去了耐心做工作，缓解对立情绪，把他们拉回来。但拉回来后，我们也没有解决办法。这些年，县里因此事接访支出的费用不低于10万元，但对事情的进展于事无补，我们也很心疼。”
“县里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不然不会找你们。”石俊峰对赵若彤说。
不过，赵若彤表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仅介入救助，在维权方面爱莫能助。“这是第一次接到来自官方的邀请，很意外。”
8月30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一行9人前往围场正式调研。9月8日，赵若彤表示，已完成尘肺农民调研问卷102份，收集助学申请48份，收集制氧机申请17份。调研获悉，有5名患者已经去世，有的并不在官方掌握的名单内。
赵若彤说，他们核实后，将对病重患者提供制氧机，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子女助学金。后续工作展开后，还将资助尘肺病2期患者洗肺，不过，目前该县仅有一人提出洗肺手术申请。
“最重要的是帮他们重拾信心。”赵若彤说，基金会研发了一套适用于尘肺病患者的康复操，康复操通过评估后，可在围场县进行推广。“我们有现成的宣传资料，纸质的和视频的，可以提供给县里。通过宣传，告诉农民如何预防尘肺病。我们不希望还有尘肺二代、三代。”
北青报记者探访发现，部分尘肺病3期患者家庭极度困窘，以杨家湾乡的王义和蓝旗卡伦乡的宋守春为代表。
因胸腔积水，王义先后做过8次穿孔手术，胸前、腋下留下瘢痕。
宋守春48岁，现在终日卧床，与制氧机为伴。2012年冬天，当时尚处尘肺病2期的他，在北戴河某医院洗了一侧肺，因术前肺部感染，洗肺后病情恶化，去年转为尘肺病3期……
(本组文并摄/本报记者 李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