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百年流变：从救亡火种到教育偏方
画家陈丹青笔下的“清华四大导师”及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左起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画家陈丹青笔下的“清华四大导师”及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左起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6月，北京出现一宗“虐童案”，当人们拷问以国学名义举办的培训班的“老师”虐童时，国学也成为了质疑的对象。与此同时，暑假来临，国学夏令营、国学班风行各地，多在景区、名人故居、乡村等僻静处安营扎寨，学生们诵读经典，体验琴棋书画等传统文化，不失有趣。家长们则用高额的学费，来换取应试教育之外望子成龙的一剂偏方。
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国学书籍的出版与阅读亦方兴未艾。今年以来，出版有章太炎《国学概论》与《回真向俗：章太炎国学讲义》、梁启超《国学小史》等。当代学者的作品也是很多人书桌上的旧爱新宠。
这是如今“国学热”的表象。在表象之下，国学如同一条河流的河床，河面浪花激荡，河床呼应着浪花，不断延伸向前。从这一角度来说，回溯显得必要，到底什么是国学？百年以来，国学如何流变甚至异化？尝试了解这些答案，不只是理解“国学热”，缓解某种文化乡愁，更是着力于中国文化、教育的现状与未来。
国学、国粹与国糠
东京的天空下着大雨，章太炎面对两千多名留学生，发表演讲。这是1906年7月15日，他刚出狱，被孙中山接到日本，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在现场，章太炎自称“神经病”，因为“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他希望在场者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演讲中，他呼吁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把国粹与爱国联系起来。
在章太炎看来，提倡国粹，并非要“尊信孔教”，推崇儒家，而是让人们“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3个月后，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学振起社，“广告”上说讲课的内容包括“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等。这意味着，“国学”不仅开始用来指代“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还与爱国保种紧密相连。在今年1月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中，章太炎对此皆有发挥。
其实，早在1902年秋，梁启超曾有意创办《国学报》，写信与黄遵宪商量，“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之所以是“使用”，是因为这一名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最初是针对中国学问。“日本人在19世纪晚期用‘国学’或‘国粹’已不再针对着中国儒家，而是与西方的学术相抗衡。但中国人借用这两个名词都是为了与‘西学’互相沟通。”在《余英时访谈录》中，学者余英时说。
梁启超提出保存国粹，其“民族国家的意味更为突出”，救亡保种成为这一时期国学的一个主旋律。1904年，国粹保存运动的中坚人物邓实即已强调国学与救亡的联系，认为“国学不明，大义终塞，将有国破种亡之惨”。许之衡也提出“国学即国魂所存”：“保全国学，诚为最重之事矣。”
针对“国粹”的提法，1909年，学者宋恕认为不存在完美无瑕的国学，提出“国糠”一说。后来，中国人自创新名词，即“国故”。“‘国故’一词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就是说中国过去的老东西不一定是‘粹’或‘渣’。”余英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