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垚烽：夏邑性侵老人案背后的农村发展之殇

　　河南夏邑县的业庙乡，是著名的长寿乡，也是有名的空巢乡。然而在这个乡的陈庄村里，存在着一个全村人的噩梦，一名男性村民通过翻墙、挖洞、剪电线等方式，3年内40多次潜入寡居的老年妇女家中施暴，受害老人10余名，年纪最长者95岁，最小的73岁。（6月23日《京华时报》）

　　如果不是83岁的老太太杨吴氏“生平第一次走进派出所”，勇敢地去报案，49岁的“恶魔”王军或许至今还在逍遥法外、为祸乡里。对于本就为农村的凋敝而喟叹不已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又一重深深的创痛。事实上，王军之所以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得手那么多次，一方面，固然与受害老人们“子孙满堂，碍于面子，不敢声张”的心态有关，但归根到底还在于，像陈庄村这样的留守村、空巢乡原有民防体系的瓦解。

　　众所周知，相比于城市，农村的安防力量原本就比较薄弱，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治安主要依靠村民相互间的联防联控来实现。然而近些年，由于青壮年的大量进城务工，不少农村的人口急剧减少，原有的民防体系随之自动瓦解，维持治安的压力全部落在派出所头上，结果往往造成一名警察要管数个村庄，根本走不过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一些农村频频发生偷盗、伤害、性侵等各种犯罪事件的原因。

　　比如像在这起案子中，我们看到，陈庄村的一切对于王军来说似乎都没什么不可以动的，不仅性侵寡居老人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人田里的红薯秧子也是想拽就拽，想搬回家就搬回家，以至于到后来，面对警察包括王军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以为，被抓是因偷红薯苗。

　　应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被现代化所抛弃的中国偏远农村的灰色故事。故事的主角，不管是身为受害者的寡居老人，还是作为加害者的王军们，无一不在忍受着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甚至遗忘所带来的苦涩——前者被迫独自生活，在孤寂中慢慢老去；而后者虽然年轻力壮，但由于没文化、没本事，属于社会上的失败人群，以至于连正常的身理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这样的群体在中国农村数量非常庞大，虽然其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默默忍受，但难保不会出现一些个极端的“恶魔”。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2012年8月后，陈庄村下属的李庄进行新农村改造，散居的老人重新建房，聚居住在一起，李庄开始变得安宁。从表面上看，这种聚居对于阻止农村衰败、应付犯罪似乎有些作用，但就长远的角度而言，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向城市，这些新农村会不会也步原有村庄的后尘，实在难说。

　　换言之，如果农村不能给人提供希望，那么其凋敝、荒芜便不可避免，那种重新聚落的尝试最多只能应一时之急。而只要王军们的“边缘”、“失败”处境不改变，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扩大范围甚至不惜流窜他乡来获取自己想要的。当这个群体从“地痞”转为“流寇”，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社会的威胁和破坏力都将更大。如何避免这一切，恐怕是当前农村发展过程中亟需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