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复兴梦

        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文明和近代衰落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农业国之一，也是人类从事原始农业活动的起源中心之一。在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影响和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停滞、衰退然后再进入恢复阶段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这种周期性的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朝代的更替，即一个朝代所经历的建立和巩固阶段、发展和昌盛阶段、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阶段、大规模战争和改朝换代阶段。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周期中，除了因政府的过度压迫和剥削政策导致覆亡（如秦、隋、元）和民族融合引起的振荡（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外，经济和政治的兴衰的深层原因是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即土地由自耕农为主的分散占有逐步向官僚和地主手中集中。这种土地的逐步集中，一方面造成官僚和地主的奢侈腐败和逐求无已，另一方面则使农民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直至土地集中所引发的上述现象导致农民起义。

        在1840年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兴衰周期和螺旋式发展则因工业文明的替代趋势（即工业化及其引发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而发生了根本变化。1840—1911年期间，由于中国政治上的腐败（此时清朝正处于中国自己发展周期中的土地集中、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阶段）和西方列强的侵略，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政治动荡和工业投资环境的恶劣，不仅使官僚地主对工业望而却步，仍将资金用于购买耕地，而且工业的不发展，也使农村人口不能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村中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政府的腐败、社会秩序的失范，以及乡村精英流向城市而呈现出经济凋敝、治理窳败的境地，出现了所谓的乡村治理者的“土劣化”。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已经到了自己不能养活自己的境地。

        新中国前30年为工业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村和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封锁威胁的紧张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在人均收入极低、资本积累不得不主要依靠农业的情况下，对农村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社会关系和治理结构都进行了急剧的变革。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中国农民从来没有被这么高度地组织起来。这么短的时间，将5亿个体农民如此高度地组织起来，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新中国前30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1）将农民组织起来，可以充分运用中国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替代资本的不足，加快农业发展。（2）可以有效实施高积累政策，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实现，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就是最好说明。（3）可以避免在经济和社会急剧变动中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减轻城市人口和就业压力，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就是最好说明。上述三个目标在前30年部分实现了，例如：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基本解决了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在人均收入极低的水平上实现了高积累，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兴修了大量农田和水利基础设施；基本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不仅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甚至必要时可以吸纳城市“过剩劳动力”（知识青年）。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对突破“贫困陷阱”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五”期间的年均积累率由旧中国的几乎为零和负数提高到24.2%，保障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为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其产生的弊病也非常明显。一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能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农业还是“靠天吃饭”。二是计划经济由于没有社会化的生产为基础，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经济运行几乎不可能事先计划好和及时调整计划，正如当时所说的“一年计划，计划一年”，即使这样，仍然与实际有较大的距离。三是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和高积累政策，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集体经济的效率因监督管理成本过高和“搭便车”盛行而低下。从1956年开始，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到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就开始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并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和办法，例如1956年的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浙江永嘉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毛泽东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不适应看作是阶级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使探索偏离了正确方向，直至运用阶级斗争手段，并发展为“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