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墓地曾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物
图为展开后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资料图片）
这是一件令世人惊奇的出土文物。当考古人员看到织锦上清晰地织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大字时的那种震惊，相信人们可以想象到。
这件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日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志勇向记者讲述，16年来他研究这件文物的种种发现——
1995年10月，中国日本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墓地上进行例行考古挖掘，然而几个月来，他们在尼雅遗址上的挖掘一直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就在失望中，考古人员挖开了一座古墓。这是一个两人合葬墓。合葬的两人身上穿着许多衣物，最显眼的是，其中一具尸体的右臂上绑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织锦。织锦色彩绚烂，文字激扬，纹样诡秘，意蕴神奇，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没有经过太多的辨认，考古人员就看出织锦上织的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文字织锦系护臂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出土时，和作为随葬品的弓箭、箭箙、短剑鞘等物品放一起，在许多已经变得褐黄的且部分已经腐烂的有机质文物中间，织锦鲜艳的色彩和吉祥语的文字，令考古队员们异常惊喜和兴奋，社会各界也对这件珍奇文物充满了好奇、着迷和惊诧。
这件织锦制品是干什么用的？织锦是如何制作的？织锦上的文字是写上去的还是绣上去的？文句的意思是什么？上面的珍禽瑞兽是什么象征元素，有何称谓？把文字置入彩锦上的用意是什么？是什么部门织造的？是何时织造的？有什么科学史价值？种种谜团缠绕在人们的脑海里。
“五星”文字织锦制品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
考虑到这件文物出土时是和弓箭、箭箙等放在一起，发掘者最初认定它可能是和成套的武器一起使用的。经过受邀参加出土纺织品保护和修复的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亚蓉教授提示，“五星”文字织锦制品应该是拉弓射箭时使用的护臂。
护臂，主要是指引弓射箭时保护臂部的护具。经过纺织考古专家分析和鉴定，“五星”文字织锦是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织成的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平纹五重经的组织在汉锦中较复杂，也极为罕见，它在织造工艺及技术上都较一般重经织物要高。按照汉晋时期的织锦幅宽“二尺二寸”即约合50—51厘米来计算，制作护臂的锦料只是整幅“五星”织锦的半幅左右。“五星”织锦的纹样题材异常别致，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瑞兽和祥云瑞草，并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巧妙列置其中，表达祈佑祥瑞的寓意。吉祥语文字和祥云、祥瑞花草、瑞兽、瑞禽组成一个上下宽约7.2厘米的图案组合，沿经线方向重复循环。这种风格和题材的图案，在出土的汉锦中是首次出现的。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从何而来
于志勇研究员经过多年的研究后认定，织锦上织出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吉祥语文字，是我国古代先民通过对五大行星的星占学考察，逐渐总结、归纳出来的占辞术语。最早记录当见于战国时期大星占家石申的有关记述，石氏的著述现已亡佚，《开元占经》中有部分引述。现存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等正史中也见相同的内容。
于志勇认为：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是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五星出东方”是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地区的军国大事有利。由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围绕太阳公转时间不同，五星聚合一处天象出现的概率甚少，具有重要的意义。
祥瑞反映等级、礼制规约
关于“五星”文字织锦上的各种图案，考古人员辨认了多年，有多种说法，最终也趋于统一。于志勇认为，汉晋时期祥瑞被强烈关注，符瑞元素经常影响到各类皇室艺术的设计；对照历史文献，织锦上织出的祥瑞图案，自右至左依次可以称为：凤凰，鸾鸟，麒麟，白虎；围绕这些“大瑞”纹样的则是景云、嘉禾等。
见诸正史的官方的祥瑞记录，反映了当时祈求祥瑞太平社会文化、风俗背景和观念的取向，历代也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以图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当祈瑞和营造祥瑞氛围成为有机联系的祥瑞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时，符瑞元素也就被艺术化地创造出来，并且还被赋予了道德属性。
“这些符瑞符号，作为表现德化、有道的圣瑞元素，运用在特殊的物品上，同时也反映着等级制度、礼制规约。‘五星’织锦上的文字、星纹和祥云气纹以及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瑞动物纹样，可能为我们如何理解上述文字的内涵，提供了很重要的佐证。”于志勇说。
关注天象的历史和中国文明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由于中国古代星占和天文历法由皇家史官专门掌管，而且中央王朝对历法和天象拥有着绝对的解释权，所以能够使用这些星占用辞作为织锦吉祥语的，只能是皇家织造官府——织室。汉晋时期文字织锦织造用工更费，存在较为严谨的工序和要求，因此吉祥语文字织锦多用于政治色彩极强的封赏赐赠，具有极其特殊的属性和价值。丝绸输出和使用上的逾制和民间乱禁，明显是有禁断的。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由于其特殊的设计思想和祥瑞内容，加之特殊的祈愿目的，其设计织造，应当是汉晋皇家织室、服官生产制作的，其使用可能也存在极为特殊之处。”于志勇分析道。
五星聚会奇观还会再现
最让考古人员感到兴奋的是，与“五星”文字织锦同时还出土了一件“讨南羌”织锦残片。经比对，是从与“五星”锦相同的锦料上裁剪下来的一部分。根据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和图案的缀合分析显示，织文可以连续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这句织锦文字的产生，无疑是汉王朝为了祝祈讨羌大事在政治上军事上顺利和成功，而将天象占辞与“讨南羌”之宏愿结合起来，以图祥瑞的实际见证。
考古人员经过寻找，找到了与这条吉祥语可能有联系的史事。《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的西汉王朝的一次讨伐西羌的战争，汉宣帝曾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术语教条地用在了督促、鼓励对羌人作战的诏书里，可见皇家对五星天象的绝对话语权及当时的天文星占对汉帝国军国大事决策所起到的作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辞缘何产生于织锦之上，除《汉书·赵充国传》之史实可作为重要的线索之外，《史记·天官书》所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也值得重视。此条史料记述的是汉高祖入秦之事，根据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先生用现代方法推算，在刘邦入秦的次年五月，确实发生过一次与“五星聚于东井”非常符合的天象。如果这一推算不误，那么可以想象，这一现象受到了汉王朝和儒生们的高度重视；将“汉之兴”附会于“五星聚会”天象的出现；“汉之兴，五星聚东井”也就成为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汉朝人和汉代社会的重要思想观念。织文的艺术综合和创造，无疑是在汉王朝独尊儒术背景下，强调王权天授，强调政权合乎法统、正统的意识形态的高调宣扬和文化运作的反映，也可以看做是这一天象对汉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远而特殊的影响。
“汉之兴，五星聚东井”尽管是汉代儒生们附会的结果，但是实际天象的出现，证明古代星占记录多是准确可靠的。目前，国内外天文考古界运用科学方法对关于五星聚会及史事占验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对五星聚会周期为516.33年的计算等；科学史家还精确地推算出，在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五星聚会的天文奇观。
让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不解的是，当这件文物经过国内著名丝织物研究机构多年仿制成功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文瑛发现，仿制出的“五星”文字织锦竟然比原件长出两厘米以上。经过与专家探讨才知，即便是在当代，人们严格采用汉代的织锦工艺，仍然做不到平纹五重经原样，所以现在的仿制品要比原件大。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汉代的织锦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本报记者王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