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百余工程停工 拆迁户要原市长回来收拾烂摊
大同市文庙附近开发的一片仿古四合院，附近基础设施建设已停工，周围都是废墟。
11月3日，大同市四牌楼附近，耿彦波“粉丝团”在聚众讨论。
当铁杆“耿丝”卢廷高因请愿，于10月15日被大同警方行政拘留后，“耿彦波粉丝团”再度为人热议。这个松散的团体，成员包含老党员、退休公务员、老教师、拆迁户、包工头、农民，各色人等。他们“挺耿”原因各异，有的感动于耿的铁腕作风；有的在大拆大建中获益；还有的在官场仕途升迁。他们为原大同市长耿彦波请愿，更多地是体现了一个美好愿景：希望政府高效、廉洁、雷厉风行。但粉丝团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大拆大建过于猛烈，透支未来造成潜在风险。耿彦波离任以后，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大同市政府2013年累计负债超过130亿元。有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停工和巨额债务有关。
昨天，距离卢廷高提起行政复议法定时间还有不到五天，卢廷高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准备到街头做一个演讲，告诉更多的人自己的经历。
这位52岁的市民不久前因为唱国歌的举动被行政拘留了15日，被释放后，媒体的报道令他一下成为大同市的“名人”。
10月15日下午3点左右，卢廷高拉着台式音响匆匆赶到大同市市委门前时，这里已经积聚了几十名群众，市委门前的马路边上，还摆放着三十口烟花。卢廷高捧起话筒高声喊话：感谢共产党的英明决策……
卢廷高演讲中提到的“党的英明决策”指的是半个小时前中纪委官网发布的消息，“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半个小时以后，三十多名身着蓝色休闲衫的年轻人开始冲入人群抢夺地上的烟花，追着卢廷高抢夺话筒。一名叫周连宝的老人正在抽着香烟看热闹，随手用烟头点燃了脚下的烟花，“轰！”烟火直冲上天。人群静默一秒钟，开始四散。
耿彦波“粉丝团”每天下午4点，在大同古城四牌楼开“例会”，耿彦波主政时修复了这一建筑
11月2日，被释放的第3天，卢廷高告诉新京报记者，10月15日他去市委门前演讲，也是为了呼唤耿彦波回大同。“丰立祥被抓，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希望耿彦波回来，继续建设大同。”当天晚上，卢廷高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十五天。同被拘留的还有赵云孝、周连宝。
媒体曝光此案后，网上舆论多有质疑，认为警方滥用职权打击市民支持反腐呼声。
10月18日10点左右，大同市民在和阳门前聚集，表达希望原市长耿彦波重返大同的愿望。大同市公安厅的数据显示，最高聚集峰值700人。
大同市公安局一位高级警官告诉新京报记者，被处罚市民系非法聚集影响了交通秩序，处罚他们，并非因为他们喊反腐败口号，“而是表达的方式和行为，影响到了公共秩序。”警方的处罚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相关规定。
卢廷高是一位国企干部，身材魁梧。另一位被拘留的当事人赵云孝是一位农民，腿部有残疾。他与卢廷高都是挺耿派的“风云人物”。他们还有一群“战友”，组成了坚挺耿彦波的“粉丝团”。
耿彦波“粉丝团”每天下午4点，都会在大同古城四牌楼开“例会”。他们大多是中老年男性。
最近，围绕着两起请愿事件，“粉丝团”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每天都有上百人聚集。11月3日，新京报记者在四牌楼附近看到数十个人聚集，有人蹲坐，凝神静听最新小道消息。有人围站着，分享着网上抄来的新闻。
大同四牌楼是大同古城的标志性建筑，50年代初被拆除，在耿彦波主政大同期间被修复。为何选择这里聚会？“粉丝团”的赵立民告诉新京报记者：“是耿市长让四牌楼恢复了生机，来到这里，就想起耿市长。”
“粉丝团”发轫
耿彦波“粉丝团”是由一群关心大同市发展的热心市民聚众聊天发展而来的
赵立民是“粉丝团”最早期的成员。据他介绍，“粉丝团”早在耿彦波主政大同时即已出现，是由一群关心大同市发展的热心市民聚众聊天发展而来的。
2008年1月，耿彦波从太原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调任大同市市长，随即掀起了“名城复兴”运动，展开云冈大景区建设、北岳恒山深度开发、古城修复运动。大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据大同官方数据显示，耿彦波主政时期，城市改造建设拆迁面积1000多万平方米，四年新增建筑面积2000万平方米。
如此大规模的市政建设牵动了整个城市的神经。粉丝团的张顺友记得，大约在2009年初，开始有一些闲暇的热心市民不定期地聚集在大同城墙边议论，“是不是又来了一个只会瞎拆乱建的‘败家子’市长。”
这群人中，有的是老企业员工，有的是退休公务员，有的是老教师。他们一辈子居住在大同，工作在大同，曾经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年近七十的卫景天老人说：“我们都是为了大同好！希望大同好！”
这些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生活有保障，比较清闲，有一些渠道获得官场的“小道消息”。
这群人的话题经常围绕着新市长耿彦波和他掀起的城市建设进行。耿彦波经常在工地现场办公，市民们经常看到他“风尘仆仆”的样子，关于他的故事也开始从街头巷尾流传出来。
退休教师陈玉林是粉丝团的“老资格”，他记得，当时传播甚广的一个故事是“耿彦波铁腕拆官房”。迎宾路修建时，附近有很多违章店铺，其中十几间属于该市一位高级别官员的妻子。耿彦波来到拆迁现场，指着这排店铺当众问这位官员：听说这些店铺是你的？这位官员连连摆手。耿彦波说，不是你的就好，拆！
这些生动的、口口相传的故事，令这些市民觉得，“耿市长不一样！”
“耿市长感动了我们！”卫景天老人说。聚集群众从言谈之间的赞誉，逐渐转化为以实际行动挺耿。
2009年9月，耿彦波对云冈大景区拆迁修建，项目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国家文物局因景区违规修建人工湖责令停工。短短的一条小新闻，却掀起了大同市民沸腾的情绪。
2009年9月5日一大早，人们在红旗广场掀起了万人签名挺耿活动。卫景天告诉记者，他们这群常在城墙下聚集的人，表现得尤为积极，有些人买了红布，有些人拉起横幅。
卫景天介绍，2010年后，城墙脚下的聚会开始定期化，每天下午4点开始，直到太阳落山，人群才散。
2011年，耿彦波的名城复兴运动进入高潮，关于耿彦波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以陈玉林、卢廷高为代表的这群人对耿彦波的支持和赞扬也越来越热情，并给自己戏谑地起了个名字——“耿粉”，这个团体也随之被大家称为耿彦波粉丝团。粉丝团“团员”当时达到上百名。
也是从那时起，“耿粉”们开始有意识地挺耿——搜集传播耿的事迹，塑造耿的高大形象。
卢廷高是其中的“铁粉”，他几乎每天都到粉丝团来，他能学着耿彦波的和顺方言，背诵耿的讲话，“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卢廷高说，这是他看了很多遍视频，一字一句练出来的。
拆迁受益者“粉耿”
大同建设日益推进，在拆迁中受益的拆迁户和建材商也加入了粉丝团的行列
随着古城墙修复工程的推进，2012年年底，城墙下面的“根据地”被基础设施建设占用，“粉丝团”的聚会地点逐渐转移到了四牌楼，因为交通位置显著，更多的人被吸引加入了进来。和粉丝团刚形成时单纯关心时事的退休人士不同，新加入的粉丝们大多获益于耿彦波发起的市政建设工程。
孙海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之前居住在古城棚户区，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60多平米的平房里。城墙修复工程中，孙海的房子被拆迁，在政府的补贴下，孙海自己出了四万元钱，在地段很好的大同新南站对面获得一套80平米的安置房。政府还考虑到他家里有两位老人，上下楼不方便，特意给他安置到较低的三楼。
有一次开车路过四牌楼，孙海看到一群人在讨论耿彦波，就把自己的故事“贡献”了出来。以后，孙海几乎每个月就来一次，“围观”或者参与“例会”讨论。
像老孙这样的拆迁受益者，在大同是一个人数巨大的群体。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在大同城市扩建过程中，为安置拆迁居民，共建设安置房800万平方米，安置群众数万户。
受益于庞大市政工程的并非只有拆迁户。建材商胡立民告诉新京报记者，2008年之前，他的生意冷清，几乎维持不下去了。耿彦波在大同大兴土木后，他抓住商机，三年赚到了一百多万。2012年年初开始，他也不定期加入到粉丝团的讨论中，成了耿彦波的铁杆粉丝之一。
耿彦波主政大同的五年里，城市的面貌也日益改观。城市规划建设面积由90平方公里扩展到180平方公里，古城墙修复完成四分之三。另外，还有正在急速推进的包括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图书馆、体育馆五大场馆项目、高铁站项目，以及大量的安置房项目。
大同建设日益推进，四牌楼的故事越来越多，耿彦波的粉丝团日益壮大，遇到新的政策，或者有关耿彦波有新的动态，在四牌楼聚集的人群能够达到将近两百人。并且，围绕四牌楼的铁杆粉丝，还有一些外围的粉丝团。有些企业家、政府工作人员，因为不便于公开露面，就开始了“地下”挺耿活动。
煤老板冯立就是其中一位，在耿彦波名城复兴运动的带动下，放弃煤矿生意做起了旅游生意。在公司，他不仅悬挂耿彦波的大幅照片，还定期组织员工学习耿彦波精神。
任命公示，3天变卦
耿彦波被公示为大同市委书记，三天后又被调往太原，这一事件引起了粉丝团的忧虑
2013年年初，粉丝团的核心话题从市政建设转为耿彦波在大同的任期。人们经常一脸焦虑地讨论，“如果耿彦波离任，大同铺开的摊子谁来管？”
当时，丰立祥为大同市市委书记，耿彦波为中共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廷高说，当时人们普遍希望耿彦波接任大同市市委书记。
陈老师认为，大家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大同，有两条“样板路”，一条是丰立祥任大同市市长期间，主持修建的大庆路，一条是耿彦波主持修建的迎宾路。大庆路多次修复，但撑不过两年，又变得坑坑洼洼，被称为“修旧如旧”，而耿彦波修的迎宾路5年依然如新。
2013年2月3日，《大同日报》头版刊发山西省委组织部“干部考察公示”：“确定耿彦波同志为（大同）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现予以公示。”
当天，粉丝团聚会，大家纷纷表示“心里石头落了地”。
但三天以后，事情发生了逆转，耿彦波调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公示时间还未超过七天就突然改变，这不符合组织规范。”陈老师说。
对此，11月12日，新京报记者联系山西省委组织部，该部门工作人员拒绝回应记者的提问。
许多小道消息开始流传，传言耿是被挤走。许多粉丝团成员就此将丰立祥与耿彦波对立起来。
11月12日记者拨打耿彦波手机，该手机关机。
2013年大年初二，2月3日，数万大同市民在和阳门广场聚会，请愿留耿。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有粉丝团成员很早就为此做了准备，除了积极转发帖子和相关短信，赵云孝等人还准备了一些耿彦波的照片和横幅。
125项工程被叫停
耿彦波调离大同后，他主政时的多项大型工程停滞，引发拆迁户和建筑商等对现任大同市政府的不满
面对市民情绪的集体爆发，2013年2月16日大同市政府做出回应，刚调任大同的市委副书记李俊明提出凡是已经开工的政府工程，要全力保障；凡是房屋被征收的住户，要妥善安置，等“五个凡是”，承诺“新官理旧政”。
与此同时，有媒体爆出，大同市政府2013年累计负债超过130亿元。大同市政府方面没有回应质疑。但之后，耿彦波在大同主持的多数项目延期或者停工。
按照耿彦波的构想，耗资10亿元的城墙修复工程在5年内完成，2012年底，大同古城内所有现代建筑都将搬迁出去。而在耿彦波离任时，城墙修复工程只进行了一半。他走后，停工至今。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大同市政府的内部资料显示：耿彦波离任以后，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2013年11月8日，大同市政府下发文件，认为“工程手续不全……严重影响全市建筑工程领域的安全生产”，要求相关部门停止对大同美术馆、大同大剧院等71个在建工程的水、电、建筑材料供应。
记者电话联系大同宣传部，部门工作人员拒绝回答。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因为债务压力而停工。
11月3日，一位居住在文庙附近的居民指着一片仿古四合院告诉记者，因为周围拆迁和配套设施停工，建好的院子大多也没通水电，有的木质结构已经开始腐朽。“建成6年没卖出去，谁愿意在废墟附近居住呢？”
新京报记者看到，鳞次栉比的古建筑之间，夹杂着残垣断壁。四合院附近，就是拆迁一半的棚户区，道路泥泞不堪。
大量的半拉子工程致使许多人利益受损。建筑商王冕告诉记者，之前工程款被一再拖欠，现在整天被工人追着要债。他说，“假如耿市长在，项目早就推动了，我的钱也早要回来了。”
拆迁户的生活也受到影响。华严寺附近的居民冯学民的房子拆了一半就停工了。而配套的安置房由于开发商拿不到余款，一直不交房，一家四口至今居住在被拆掉一半的老房子里。他有些邻居甚至挤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冯学民非常羡慕耿彦波在任时安置的那批拆迁户。
“政府不遵守承诺，不作为”，成为四牌楼聚集的“耿粉”们说得最多的话。“粉丝团”成员开始策划一些具体活动，表达他们的不满，并“保卫耿彦波的建设成果”。
今年8月，御河东一处污水处理厂将污水排到御河，央视东方时空曝光后，卢廷高很生气，“耿市长花了五年时间，把大同的城市环境搞好，现在有人开始破坏。”于是卢在一处公园发表演讲号召市民反对此事。
今年10月，赵云孝掀起了一次护城河保卫战。耿彦波修筑城墙的时候，外面预留了护城河的空间，赵云孝发现有人用垃圾填埋护城河，就拉起条幅，扛起国旗抗议。
对此，大同市公安局回应称，垃圾堆积是由于护城河建设工程缓慢，后在处理垃圾时，引发市民“非法聚集”，要求“追究破坏古城环境有关责任人”。
为了表示活动的正义性，卢廷高等人经常会带着国旗。他们一出现，就会引起人群围观，并能获得共鸣。
上个月中，丰立祥被调查，拥护耿彦波的粉丝和市民长期的不满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终于导致了10月18日近千人聚集，请愿要求耿彦波回大同。
谁应收拾“烂摊子”？
部分拆迁户因为大同大拆大建生活陷入困顿，归责于耿彦波留下烂摊子
11月2日下午5点，古城鼓楼东街一处棚户区，下班回来的清洁工耿朝霞向新京报记者诉苦，“没水没电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耿朝霞的大嗓门吸引了附近的街坊邻居，大家开始一起晒苦恼。这群人，被“粉丝团”称为“钉子户”。
2010年，为了建设古城墙，耿朝霞所在的地方迎来拆迁。但由于耿朝霞家的房子是拆掉老平房，自建的两层小楼，拆迁时只补偿一套房子，自建面积补偿极低，耿朝霞夫妇和三个儿子坚决不肯搬迁。
新京报记者走访了解到，大同古城棚户区的居民大部分是原国企职工，原单位倒闭后，很多人靠打零工为生，成为弱势群体。因为无力购房，多在院子的空地上自建房屋。在这场拆迁运动中，这部分居民陷入窘境。
在古城中，还有近4万户居民尚未搬迁，超过2千户居民居住在拆迁一半的房屋中。耿彦波主政期间拆迁区域的基础设施已经被拆除很多，很多居民只能过着无水无电的生活。
一位大同市政府的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并不认同耿彦波的大拆大建，“按照目前的人事任免制度，在不确定自己任期的情况下，就搭了那么大的框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位官员告诉记者，耿彦波在之前的为官生涯中，已经有过“教训”，2000年，耿彦波被任命为晋中市榆次市委书记，开始对榆次大拆大建，但离开榆次时，耿彦波向媒体坦承，“其实我不想走，榆次老城改造没有完成，这是我的一大遗憾。”
麦肯锡公司城市中国计划研究员李晓鹏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大同的问题在于前几年的投入太猛，没有把握好度；其潜在的危险就在于透支未来，使下一届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耿朝霞说，18号请愿活动，她的儿子也去了，但他是带着另一种情绪去的：“让老耿回来收拾烂摊子，给我们个说法！”
□新京报记者安钟汝 实习生袁勇 山西大同报道
摄影/新京报记者安钟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