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仅36人幸存 袁世凯之孙等近千人遇难

04.01.2015  20:04

太平轮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马上就要过农历年了,世界并不安乐祥和,国共内战正酣。4天后,历经3个月的平津战役结束,中共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国内局势发生根本性扭转,国民党败局已定。

  此时,国统区军心、民心涣散,从政府大员到普通平民都在紧急向台湾转移,一股逃难潮涌动,来往海峡两岸的轮船穿梭不停,最多的一天,高达55艘,但仍然船少人多,一票难求,往往需要人情关系才能买到票或是被通融上船。在这条忙碌的航线上,投入营运不到半年的太平轮,已经来回往返了35趟。

  当天下午16时,太平轮满载近千乘客(其中船员124名,有票的乘客508人,300多没有票、通过各种途径强行登船的人),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在舟山群岛海域与北上的建元轮发生撞击,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近千名乘客随之罹难。其中包括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全家、监察院监察委员邱仰浚全家、袁世凯之孙袁家艺、琼崖守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王毅、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东南日报》社长陆淑影夫妇、蒋经国助手俞季虞等名流,当时官方认定,幸存者仅36人,被称作东方“泰坦尼克事件”。

  葛克是这次海难中的生还者之一。当年,他是国防部少校参谋,时年34岁,本来打算带妻子儿女坐这趟太平轮,赶到台湾过年,却没想到踏上了悲剧的航程。

  船难发生后不久,葛克参与了受难者家属善后委员会,出庭作证并写下证词,让我们在65年后,得以了解悲剧发生时的惨状:

  我偕妻与子女购妥船票于26日上船,原定27日下午2时启碇,不知何故竟迟至4时20分才启碇离沪,行约8小时后于曚睡中船身砰然震动,初以为搁浅,继乃得悉与另一轮船碰撞。建元轮被撞后立即下沉,太平轮尚以为本身无恙,船员及茶役等,亦告知旅客安心,继续行驶,那时下舱已有海水浸入,余乃挽内子及三小儿随众客挤登甲板,本欲攀登救生艇,奈人已挤满,无法插入,是时余抱长子及次女,余妻抱幼子于怀中并挽余之右臂,立于烟筒左侧,紧紧拥抱,精神早已慌张失措,一切只有付诸天命。

  船首右部已渐下沉,转瞬间砰然一声,忽感一身冷气,知已随旋浪坠下海中,妻儿业已失散,余连喝水数口,乃努力向上挣扎,漂浮水面,获一木箱,乃向灯塔方向划行。奈适退潮之际,是时有风浪,不能随心所欲,木箱亦因进水又欲下沉。余乃另寻他物,回顾适有一大木板,离身不远,遂乃弃箱就板,后又续上二人,三人端坐板上,下半身浸于海中,乃开始漂流茫茫大海上,作生死之挣扎,落水时之恐怖,已使精神受极大打击,而天气寒冷,全身又湿透……

  东方渐白,遂见一巨轮向我方驶来,乃勉力嘶喊呼救……

  葛克所见的巨轮是闻讯赶来援救的澳大利亚军舰华伦孟卡号,澳大利亚军人把漂散在海面上的生还者救上军舰,给他们热食热饮,把每一个人的衣服烘干,将他们送回上海。

  这是一起人祸而非天灾。档案记载:“当晚,星斗满天,海面风平浪静且没有雾。”然而,据葛克后来回忆,太平轮的沉没似乎有某种必然。他说:“船公司不守时间,是最大的错误,船上管理不得当,救生艇不能利用救生,反而与船同时下沉,载重逾量,全船无一空地,非货即人,因此加速下沉,这次许多人死于非命,中联公司当不能脱卸责任。

  当时轮船管理相当混乱,事发之后,低估了事故的严重性,没有启动必要的事故救援措施。一位名叫周侣云的女生在生还后写给父母的信,也印证了这一点:“船上的人因为慌了,大家都挤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结果救生船并未放下水,等到船已万分倾斜的时候,救生船还尚未放下水,绳子用刀也割不动。

  生还者之一的太平轮厨师张顺来说,开船那天正是小年夜,大多数人都沉浸在欢乐气氛中,喝酒作乐,大口吃菜大口喝酒。船上大副、二副当晚也在喝酒赌钱,理应接班的三副并未到岗,驾驶舱出现无人驾驶状态。船员如此尸位素餐,渎职违规,不出事是万幸,出事是必然。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艘轮船相撞后几分钟,路过事发海域的盛京轮收到建元轮发出的求救信号及时赶到,盛京轮询问太平轮是否需要救援时,太平轮船长给出的回复竟是:一切都好。于是,盛京轮开走,一个绝好的施救机会被轻易放走,这才有了葛克与其他乘客生死挣扎的惨烈一幕,也让这一起海难变得尤为让人心痛。

  华伦孟卡号到达上海后,获救者被送进医院,在这里,葛克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太平轮事故中遇难的袁家艺的妹妹袁家姞。当年,她是刚从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的学生,当她得知太平轮事故后,急忙赶往医院去探望生还者,但是没有见到她的兄长。她见到葛克,说了一句不知是悲伤还是羡慕的话:“你怎么没死?

  去到台湾,葛克继续在军中就职,袁家姞在建中教英文,两人频繁交往,次年结婚,生下两名子女,女儿是著名演员葛蕾。一场海难让两人相识相爱,最后走到一起,可谓离乱中的温暖,悲伤中的喜悦,而留在他们生命中的怆痛却恐怕是一辈子也挥之不去的。

  另一个生还者王兆兰也是如此,她是生还者中最年轻的人,她和上面提到的周侣云是仅有的两名生还女性。

  据张典婉在《太平轮一九四九》一书中介绍,王兆兰年幼时,父母在上海开餐厅,当国共内战形势不利于国民党时,1948年4月,王兆兰的父亲跑到台北开餐厅,打下了一点基础。1949年开年,战争的阴云笼罩上海,父亲赶紧催母亲把一家人搬到台湾,把所有家当都带上,作彻底的逃离。

  他们原本买了机票,但发现飞机没办法携带太多家当,又换买了太平轮的船票,家中的衣物、家产悉数装带上船。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上海绝不少见,尤其是在最后的逃难日子里,富人把家中值钱的东西装进皮箱,用车运到码头,上了船之后,甚至连车都不要了。

  当海难来临时,王兆兰掉进海里,不会泅游的她,呛了几口水,又被浪卷起来,此时幸运之神垂青了她,她被人拉起。如今回忆起来,惨痛的一幕仍深深地绞割她的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的手松开了,弟弟也不见了,我被人拉上木箱上,我呆呆地看着海,清晨太阳出来了,有艘船经过,大家说喊那里!喊那里!我喊不出来……

  大海吞噬了她的母亲,还有14岁的大妹王兆仙、10岁的小妹王兆菊和只有8岁的弟弟王兆章。她听到母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带好弟弟妹妹呀!”可是她哪里带得好,财物、衣箱、亲人都没了,唯有思念和伤痛没有随黑夜逝去。

  得知噩耗的父亲,火速赶到上海,把王兆兰接回台北,为罹难的家人做了衣冠冢。劫后余生的父女俩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父亲继续忙碌他的餐厅生意,并娶了新的妻子,协助自己操持家务,抚养子女长大成人。

  王兆兰则好好念了10年书,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师范大学。大学读图书资料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图书领域工作到退休,生养了4名子女,个个都很有成就,个个平平安安。对于历经大难、死里逃生的王兆兰来说,没什么比“平安”、“太平”更可贵了。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