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曾说害怕托尔斯泰死去: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

03.04.2015  18:30

  原标题:契诃夫曾说:我害怕托尔斯泰死去(附照片)

  契诃夫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

  1899年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万尼亚舅舅》。叶莲娜由克尼碧尔饰演,阿斯特洛夫医生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饰演。

  今年是契诃夫诞生155周年,北京人艺在新年伊始上演《万尼亚舅舅》,国家话剧院排演《爱恋·契诃夫》,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了童道明译著的《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契诃夫戏剧全集》,举办“契诃夫和他的戏剧世界”剧本朗读会……对这个时代而言,已经去世100多年的契诃夫依然是一个只要抬头就能看见的存在。正如马雅可夫斯基所说:“为什么要完整地读契诃夫?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读懂过他。而他的舞台,有这个时代一切的痛和期待。”契诃夫在人世的日子不算长,他只活了44岁。这个祖上曾是农奴的后代,这个曾经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对人间的悲欢离合有着高度的敏感、悲悯和理解。他用了人生一半的时间,写下他对人的细微观察和充满善意的期待。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发问:人,为什么这样活着?人,应当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穿越了一个世纪,依然是全人类的孜孜以求。

  在去世前半年,病中的契诃夫给蒲宁写信,最后他写道:“请代我向可爱的、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编者

  从契诃夫44年生命中留下的4000多封书信中,不难看出,他从不掩饰对大自然和心爱之物的热忱,也真实流露了因作品被褒贬时的得意或失落。如果说,契诃夫近800部短篇小说似刀锋锐利撕开生活表面,使他跻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列,17个剧本开创了西方现代戏剧,那么,从对作家心灵的展露意义上,契诃夫的书信则跟托尔斯泰日记,可以并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化两大奇观。

  鼓励高尔基写戏

  倘若19世纪末就有“朋友圈”,那么跟契诃夫互动点赞最多的,肯定少不了列依金、苏沃林、蒲宁和高尔基。

  写短篇小品出道的契诃夫,视幽默刊物《花絮》主编列依金为自己的贵人。当时,20出头的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不久,便开始给《花絮》投稿,作品陆续被采用。对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这简直再美妙不过。刊物主编列依金主张简约风格,作品不要超过100个句子。以至于契诃夫后来说出“简洁是天才的姐妹”的写作信条。这份提携和知遇之恩,契诃夫一直没忘怀。1887年底,他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中直言:《花絮》是我的圣水盆,而您是我的教父。

  报刊主编似乎都很看好契诃夫,1885年底契诃夫第一次去彼得堡,结识了《新时报》主编苏沃林,两人相谈甚欢。此后契诃夫佳作迭出,1888年写出了第二个剧本《伊凡诺夫》,短篇小说集《黄昏》摘得普希金文学奖,他从幽默小品作者进阶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但接踵而至的声名之累,令契诃夫心生困惑,他马上提笔给苏沃林写信:

  您和我都爱普通人,但人们爱我们却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普通人。比如,现在到处都要请我去做客,招待我吃喝,把我当作将军一样地请去参加婚礼。于是我想,如果我们明天在他们眼里变成了普通人,他们就不再喜欢,而只是为我们感到惋惜,这是很糟糕的。

  次年,从名利场莫斯科来到市郊苏梅过上村居生活后,契诃夫对生命有了新感悟。他迫不及待写信告诉苏沃林:“大自然是一服极好的镇静剂,它能让人心平气和,也就是说,它能让人变得与世无争。”30岁生日前夕,契诃夫袒露“而立宣言”:“到明年1月,我就30岁了。可恶,我感觉好像才22岁。”他还和苏沃林探讨人生真谛,“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

  不难看出,契诃夫的许多重要观念,都出现在他与苏沃林的书信中。但是,两人也少不了创作理念和风格的争论。1890年初契诃夫写出《盗马贼》,苏沃林指责作品“过于客观”,即“对于善恶的冷漠,缺乏理想与思想”。契诃夫不乐意了,他写了封长信,与苏沃林辩明态度:

  您希望我在描写盗马贼的时候,同时要说上一句:盗马行为是一种恶行。但要知道这是不用我说也早就明了的事。就让法官去审判盗马贼好了,我的任务仅仅是真实地表现他们。当然,把艺术与布道结合起来是件愉快的事,但由于艺术技巧上的条件所限,我本人很难做到,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充分信任读者,相信读者自己会延伸小说中没有展开的个人感受。

  后来,评论家们常引用契诃夫这段话来解读作家本人的创作心理学。

  1895年,契诃夫怀着朝圣心情,第一次拜见俄罗斯文艺界巨擘托尔斯泰,托翁称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可爱的人”。托尔斯泰曾评价契诃夫的写作方法很特别,“恰如印象派画家。一个人把浮上他心头的几种鲜明颜色,随意涂在画布上,在这些鲜明的各部位之间,虽没有明显联系,可是整个效果会令人目夺神移。

  那一年,契诃夫多了位知己——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蒲宁。契诃夫1901年从意大利回到雅尔塔后,倍感孤独,好在当时作家蒲宁也在同个城市,天天见面,但蒲宁一走,孤独感再次袭来。到了1904年,契诃夫给蒲宁的信中称:

  我们莫斯科这边一切正常,也寂寞,除了新年是新的,其他了无新意,也看不到新的前景……请代我向可爱、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另一位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家高尔基则在信中袒露:“每一个来到契诃夫身边的人,会不由自主感到自己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他自己。”契诃夫1899年初识高尔基后,就一直鼓励他写戏,有封信中接连用三个“写吧”,督促高尔基“平实地写,质朴地写,您一定能写出让人叫好的好东西!”而这可以成为对一切文学爱好者的指导意见。两人交情颇深,此后契诃夫曾为声援高尔基而请辞科学院荣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