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法学专家谈如何治理网络谣言

　　8月22日，记者就此采访新闻传播学和法学等相关领域多位专家，分析造谣传谣新动向，寻求谣言治理新思路。

　　警惕网络造谣组织化，错误公关认识需纠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表示，“秦火火”这帮人，为了吸引公众目光，牟取商业利益，置道德于不顾，以坑蒙拐骗的手段经营运作，这样的做法，垮台是必然的。

　　“造谣的背后，与他们对公共关系的不准确理解和不规范操作有关。市场上很多类似的互动营销公司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陈力丹表示，公共关系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伦理，但社会上很多人对“公关”存在错误认识，在不规范的公关操作中，制造谣言等违规违法现象层出不穷。要纠正基于对“公关”错误认识上的造谣传谣，亟须在社会上多传播“正品”的“公关”内容，对公关行为本身加以规范。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认为，从案情看网络造谣传谣组织化特点明显，一方面体现在商业机构的参与，另一方面则是行为、话语策略协调一致，以及与多个网站的联动。与一般的社交传播推广公司不同，造谣传谣者往往是恶意炒作、触碰法律底线的。

　　沈阳表示，在移动互联网大发展以及微博、各种客户端勃兴的大形势下，建立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十分重要，因此，对于网络上的违法行为，相关部门确有介入必要。不过在言论自由、公民自由表达权利与维护管理网络环境需要之间，应当找到平衡点。

　　“仿真谣言”更具迷惑性，网络大V转发前谨记责任

　　陈力丹表示，还需注意网络谣言出现的新动向，谣言仿造新闻，写得很具体。谣言也利用了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比如仇富、对社会不公或腐败的不满等，进而加以传播，造谣者制造这样的“仿真事实”，就容易吸引注意。

　　“内容更逼真，细节化，配图多；将不同时期的灾难照片混用到最新热点事件中；老谣言不断被翻出再利用。”沈阳认为，网络造谣传谣的这些新动向，值得业内专家和公安机关仔细研究，普通网友也应积极了解以免受骗。

　　“网络大谣”背后有其商业土壤，沈阳就此分析说，这类互联网中的黑暗产业，刚开始造谣传谣仅仅是吸引关注，称之为个性化需求阶段，当他们尝到了甜头之后，商业机构往往会参与进来，大规模、有组织地推广，即产业化运作阶段。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认为，网络大V的责任更加重大。“他们肩负的是类似媒体的责任，应更审慎发布信息，如果发现自己转发的是不实信息，更有责任去澄清、去辟谣。”

　　“辟谣+处理”还需再提速；手机新闻客户端尤其应及时推送热点谣言辟谣信息

　　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君超说，谣言多发于信息不透明、舆情较复杂和社会心理波动比较大的时期，而且多附着于敏感的人物和事件。有些谣言尽管无害或者说对自己无害，甚至是以虚假的信息表达美好的愿望，但它就像人体内的“肿瘤”一样，会挤压正常的人体组织，对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恶意制造的谣言危害性就更不用说了，往往会涉及违反社会秩序、侵犯他人的名誉权，构成违法。

　　沈阳说，防止、遏制谣言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政务微博、官方微博应该提高发布活跃度，信息公开更加彻底；媒体应当加快对于未证实消息的确认速度，便于跟进或辟谣；相关应用平台应进行技术革新，例如完善社区管理机制、优化搜索引擎，对于不实信息的关键字搜索结果，自动、优先呈现真实信息；手机新闻客户端的推送应注意及时跟进，尤其是推送热点谣言的辟谣信息；强化意见达人信用体系，对于经常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在其转发和搜索等功能上进行一定限制。

　　陈力丹表示，对待网络谣言，政府要有区分对待之策。对于涉及重大问题、需要政府辟谣的，有关部门就应尽快有所行动。在辟谣时，要注意拿出真凭实据，有证据才有说服力。否则，反而会导致谣言更大范围的传播。

　　王君超表示，一些网民传谣、信谣，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媒介素养，不能区分谣言和真实信息。还有一些媒体从业者缺少对谣言和“假新闻”的辨别能力，结果造成一些“低级谣言”的流行。“如果普通网民的媒介素养提高了，在发布或转发不确定的信息时，如果能够多问几个问号，就能有效地减少谣言的传播；如果从自身做起自觉辟谣，则会提高微博的公信力，改善微博的传播环境。”

　　王君超呼吁，每个人都要做信息传播的“智者”，善于识别和拒绝谣言。这样，谣言就不会跑赢真相，而是会输在起跑线上。

　　网络谣言案件瓦解社会诚信，但却存在“管理真空”，“治谣”法律需完善

　　目前针对网络谣言的专门法律法规有什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永生介绍，专门法律法规很少，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其中第一条到第五条是规定刑事责任的，但没有确立新的罪名，要确定罪名的话，还是要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刑法中直接跟互联网有关的犯罪只有针对计算机、以计算机为犯罪对象的，但是以计算机为手段来进行造谣、侵犯他人权利的犯罪基本上没有涉及。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姚克枫介绍，目前针对网络传谣的民事法律主要有《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国家管理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各地人大和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法规和规定。

　　陈永生介绍，对于网络上散布谣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分为三种责任：一是民事责任，但这方面很难成功，因为搜集证据特别困难，普通公民无权查找相关信息；二是行政责任，即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或者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这方面也不太容易成功，因为目前我国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很重，且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没有权力适用技侦手段，只有刑侦、网管部门才有，通过常规手段很难调查核实；三是刑事责任，即如果散布谣言，构成犯罪的要依据《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和网络有关的犯罪管辖是由两个部门来负责的，一个是网络安全部门，其主要负责以计算机为犯罪对象的犯罪侦查，无权管理以计算机为手段的犯罪，这一部分只能是由刑事侦查部门来管，刑侦部门虽有权管理，但这一部分案件属于较小的案件，重要性在命案、暴力犯罪、严重的经济犯罪之后，所以得不到重视。因而，网络谣言案件出现“管理真空”。

　　陈永生特别指出，网络谣言案件侮辱名人、道德模范，实际上已经造成瓦解社会诚信的危害、摧毁了社会道德基础，是可以被认定为危害了社会秩序。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部主任赵运恒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尚不能完全适应目前互联网信息传播发展迅速、途径增多、范围广泛等特点，存在查证难、打击力度小、法不责众等缺陷，离罪刑相一致还有距离。对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不同认识，也是立法难度大、惩罚力度小的原因之一。

　　赵运恒表示，对谣言传播者要分清责任，一般性转发者不宜大范围追究责任，对原始造谣者和恶意大肆传播者，必须追究责任。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