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状元易祓仕途不顺 在“识山楼”著书自娱

　　位于巷子口镇屏山的易祓墓。路人@行者 摄

　　本月10日是2015年湖南高考的报名截止时间，高考使得无数人才脱颖而出。古代科举制度也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自隋朝到清末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共产生了700多个状元，但湖南的状元只有寥寥几位，而长沙历史上的状元仅易祓一人。

　　 A 一篇1300多字的“八股文”令皇帝眼睛一亮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但这只是一个比喻，真正能够获得状元称号的，在历史上却是凤毛麟角。科举考试曾经催生出700多个文武状元。

　　在湖南科举史上，可以说有两个人才高峰。一是在南宋时期，文化中心南移，加上湖湘学派的发展，湖南在文化、政治、经济上的地位都显著提高；一是晚清时期，接续宋代人文传承，文风鼎盛，更由于湘军崛起及其对湖湘学子的大力提携，这时科举人才高峰更为显著。《湖湘文化大辞典》载，自唐代至清代籍贯为湖南或寄籍湖南的进士有2432人。而关于湖南籍的状元一说有5个，一说有7个。这个数字相对于江浙等状元大省而言，确实有些寒碜。900多年前，长沙出了一个状元易祓，这才给曾经创造了“破天荒”历史的长沙多少挽回了一点面子。

　　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十年前就一直在杭州临安府太学读书的宁乡县巷子口镇巷市村人易祓被荐于朝，通过殿试考得第三名。负责考试的官员将前三甲名单和他们的考卷呈送给孝宗赵昚来钦点状元。过去的考卷就是写一篇文章，那天，赵昚边喝着茶边看考生的考卷，看过了前两位写的文章，赵昚觉得很不过瘾，几乎不想看下去了。当他耐着性子看到易祓写的文章时，忽而眼睛一亮，“帝甚嘉之，赐封释褐状元”。

　　释褐亦称“解褐”，就是指做官，谓脱去布衣(平民服装)而换上官服。宋元丰二年(1079年)，新颁三舍法规定，太学内舍生年度校定及公试皆列优等，在化原堂释褐，赐给袍、笏，称“两优释褐”，亦称“上舍出身”，其第一名即称“释褐状元”。

　　考状元为了什么？学而优则仕，在官本位的时代，考状元当然就是为了做官，“释褐状元”这个词倒是恰如其分。易祓随即被“补文林郎、昭庆军节度使掌书记”，从一个农家子弟步入了仕途。这一年，易祓29岁。

　　早几年，在一套宁乡玉堂铺太原堂易氏支谱残卷中，发现了易祓状元御试论文，题为《萧、曹、丙、魏就优论》。这篇1300多字的文章就是讨论萧何、曹参、丙吉和魏相四位名臣的治国之道。“大臣之用天下，当维持天下之治体，而末节不与焉。即区区之末节，而较其一时之所长，则其著见于事业者，固不能无等级之辨，然非所以论大臣任天下之道也。”典型的大话套话开头，这不是一篇“八股文”又是什么？

　　通读这篇令孝宗赵昚眼睛为之一亮的文章，其实也没写出一个什么新意来。“昔者汉家之治，源流深长，诚不可以一时之严毅为之也。萧何之画一，曹参之清净，丙吉之长者，是固足以维持汉家仁厚之政。而魏相独以严毅闻，严毅非不足以为政，而汉家之治体果如是乎？”萧、曹、丙、魏孰优？当然前三位的仁政优，魏相由于为官严厉刚毅，易祓认为他的治国之道是不可推行的。这些观点，没有脱离儒家推行的仁政，谈不上有什么新鲜感，倒是迎合了被金军逼迫到杭州的赵氏皇帝的口味。南宋要凝聚已经四分五裂的人心收复北方失地，举的就是仁政的牌子。

　　 B 为官起起伏伏多有不顺，闲在老家为文传世

　　开禧二年(1207年)，易祓任职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但立即又被祠禄与宫观。南宋王朝最大的压力就是如何对付北方实力强大且咄咄逼人的金国。在南宋宫廷，主战派和投降派之间始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自从高宗赵构与投降派主要人物秦桧冤杀岳飞以来，投降派一直占上风，主战派总是处于被动挨整的位置。一有风吹草动，南宋皇帝总是依赖投降派，打击主战派，屈辱求和，以此挽回残局。

　　易祓对宋金对峙有精辟的理解，认为“敌国有必败之势，中国有必胜之理”，“敌国如外强中干之人，仅延喘息”，力陈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收复中原，其爱国情怀跃然字里行间。可惜世事弄人，主和派百般阻挠，抗金却成南柯一梦。

　　据易凤葵所著《大宋状元易祓传》说，正是在这种内外处境中，主战的易祓在礼部尚书的职位上被迫接受“祠禄”与“宫观”。宋代的所谓“祠禄”，是以道教宫观为名安置官员，对要处置的官员，暂时停止原来的职权，给予一定待遇。最高级别的称为某某宫观，专门安置罢退之大臣；次级为提举某宫某观；最低一级为监狱庙。“祠禄”的官员实际上已无职无权，这是宋代对官员的处罚和贬降。《宋中兴学士院题名》载，此时的易祓“开禧二年七月，以权礼部尚书兼侍读兼直学士院。八月，与官观。”虽然他的职位仍是礼部尚书，但实际已经“宫观”，居家不理事了。

　　好不容易爬到尚书的职位，却只做了一个月就有其名无其实，易祓的内心很不是滋味。不过，易祓对自己的处境早有思想准备，他说：“我知我罪，固所不计。”次年，易祓得罪权贵被贬融州(广西柳州)，后又到广东全州、湖南衡州(衡阳)，并获得圣旨“自便”。无奈，易祓只好回到故乡宁乡巷子口老家居住。

　　嘉定十三年(1220年)，易祓官复原职。三年后，易祓转职朝议大夫。所谓朝议大夫，只是一个从五品的官衔。易祓并没有也不需要去京城，而是仍旧在家中居住，实际上被闲置。本来考状元是为了做官，谁知这官却如此难做。

　　期间易祓虽然被封为宁乡开国侯，但仍旧是闲人一个。嘉熙四年(1240年)三月二十日，易祓因病去世，寿年85岁。虽然易祓死后获得了朝廷的高度评价且被厚葬，但总体来说，他一直在仕途上起起伏伏，多有不顺，也没见有什么政绩可言，更没机会去推行他所力主的仁政。但博学多才的易祓并非无事可做，他学孔子“退而修诗书乐”，开始著书立说。应该说，易祓之所以能够传于世，是与他的文章分不开的。

　　家居30年，易祓筑楼于沩山之南，取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意，题曰：“识山楼”。他在《识山楼记》里云：“仆于嘉定已卯岁，自湘城归沩浦，复寻三径之旧，正在沩山之外，作楼于所居之南。其下为读书堂，旁舍环列于其间，设花槛与楼相对。仆老矣，日游息于是。”

　　易祓整天在“识山楼”里著书自娱。先后著有《周易总义》廿卷、《周官总义》三十卷(此二种编入《四库全书》)、《禹贡疆理记》《汉南北军制》《易学举隅》《周礼释疑》《山斋集》等书传世。周礼总义盛传于时，乐声远谒山斋诗曰：“淳熙人物到嘉熙，听说山斋亦白髭，细嚼梅花读总义，祗应姬老是相—。”

　　 C 年轻时长期分居两地，夫妻双双成为有名的词人

　　宋代是一个词人辈出的时代，不仅男人会填词，女人也会填词吟哦。当然，最著名的女词人莫过于李清照了。

　　易祓的夫人肖氏虽然不见大名，却也是一个会填词的女词人。他们夫妇二人，是当时有魅力的文学家，夫妇俩的诗词一唱一和，双双被《全宋词》留存。

　　早年，易祓还在杭州读太学，这一去就是十年。不仅不见衣锦还乡，相反还常常因为北方战事吃紧而断了音信。留在巷子口老家耕种和照顾家小的肖氏有些不乐意了，填了一首《一剪梅》寄给了夫君：“染泪修书寄彦章，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就不还乡，石做心肠，铁做心肠。 红日三竿未理妆，虚度韶光，瘦损容光。相思何日得成双，羞对鸳鸯，懒绣鸳鸯。”

　　易祓见妻子有情绪，也只好坦诚地回给妻子一首《喜迁莺》：“帝城春昼。见杏脸桃腮，胭脂微透。一霎儿晴，一霎儿雨，正是摧花时候。淡烟细柳如画，雅称踏青携手。怎知道，那人独倚阑干消瘦。 别后。音讯断，应是泪珠，滴遍香罗袖。记得年时，瞻瓶儿畔，曾把牡丹同嗅。故乡山遥路远，怎得新欢如旧。强消遣，把闲愁推入，花前杯酒。”

　　这一唱一和，冰释了小夫妻间的嫌隙。这种精巧的唱和之作，在长期分居两地的易祓夫妇间是常有的事，而在《全宋词》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属于宋词中的奇葩了。

　　肖氏不仅词填得好，而且诗也写得与易祓不相上下。现在，流传下来的有一首《对雪》：纷纷瑞雪压山河，特出新奇和郢歌。乐道幽人方闭户，高歌渔父正披蓑。自嗟老景光阴速，谁使佳时感怆多。更念鳏居憔卒客，映书无寐奈愁何。”在这首诗中，肖氏不仅使用了很多典故，还写出了“鳏居”的寂寞和愁闷。对于住在偏远山区巷子口的农妇肖氏来说，面对飘飞的雪花能够生发出如此的感慨，这不能不说肖氏确实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文艺女青年”。

　　 还有两个状元从长沙出发

　　因为状元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出处”自古多有争议。北宋状元王世则是广西永福人，也有人说他是长沙人。

　　据《粤西通载发凡》中，历数明朝以前的广西状元说：“唐则临桂赵观文，五代则平南梁嵩，宋则永福王世则，皆状元及第，而宋世三元止三人，潭津冯京居其一。”

　　曾国荃于光绪年间编成的《湖南通志》在卷162人物篇立有王世则传，则说王世则系湖南长沙人。其根据是乾隆年间毕沅编的《续资治通鉴》卷十一，内载：“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丙子，御讲武殿复试礼部贡举人，擢进士长沙王世则而下七百五十人、诸科五百一十六人，并赐及第。进士五十四人、诸科百十七人，同出身。始分甲，赐宴琼林苑，后遂为定制。” 毕沅言之确凿，可见《湖南通志》并不是一时的笔误。毕沅可不是个普通的人，他不仅官至湖广总督，而且还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编写《续资治通鉴》的时候，曾经和章学诚、钱大昕等大学者反复研究、讨论过，历时20年才得以编成。

　　为什么毕沅这个治学严谨的大学问家，也会说王世则是湖南人呢？原因在于，毕沅所引用的历史资料出自李焘编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篇》。李焘仿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用去40年时间写出北宋九朝的编年史事，其中就记载有“长沙王世则”中状元的事。另有宋代《登科记》也有“长沙王世则”的实录。而明嘉靖时黄佐编纂的《广西通志》和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都说王世则是“广西永福人”。　　

　　史志说法不一，都有原因。原来王世则贡举时“寄应于长沙”。所谓的“寄应”就是寄名记籍，王世则为了方便科举考试，把自己的名字“寄”到了长沙的籍下。这种情况在北宋时期是相当普遍的，因为唐末五代长期战乱，许多人的户籍多已丢失，加上刚恢复科举制度不久，许多制度、规则还不够完善，不少考生为了方便取得功名，或者在有名的大州大县买下田产立户，或者干脆“寄应”他籍，把户籍填到别人的地方去。在宋洪迈写的《容斋随笔》里，他就这样写道：“按《登科记》，孙权榜(真宗咸平元年，后王世则几科)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二十五人也然。不应者人士中选如是之多，疑外方寄名记籍为进取之便耳。”按《登科记》录下的“长沙王世则”，应该就是这种状况。王世则所在的永福县，当时只不过是桂州辖下的一个下等小县，而桂州于五代除了前后几年属南汉之外，长期属楚管辖，楚国的首府则在长沙。王世则远从永福去到长沙读书，学成后“寄应”长沙是合情合理的。这倒有点像当代的“高考移民”了。

　　另有一说，王世则是由永福迁居长沙或者是从长沙移居永福的，可无论是从旧志记载，或者是民间传说，都找不到他迁居的证明，世居永福的资料却是越来越多。

　　就在易祓取得状元两年后，他的表弟湘乡县金石大湖人王容也考取了状元。王容十五岁入岳麓书院，师从张栻。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参加丁末科殿试中状元。

　　虽然长沙只出了一个状元易祓，但另有两个状元却从长沙出发，这说明自岳麓书院开办以来，长沙其时的学风已是非常之盛了。本版撰文/记者 范亚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