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掩护孙中山撤退 惊险突围不慎小产

　　孙中山为革命经历过两次蒙难，1922年6月16日那次发生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惊险一战，可以说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共同蒙难。公然叛变的陈炯明，发动“六.一六兵变”用炮火将总统府和粤秀楼夷为平地。宋庆龄在千钧一发之际，表现出的镇定和勇于牺牲精神，彻底折服了当时党内曾经反对过他们结合的人。

　　在今天越秀山循“百步梯”上蹑数十米山腰，右侧竖立一尊“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这里就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当年曾经居住过的“粤秀楼”官邸遗址，当年的总统府位置正是后来建起中山纪念堂的地方。而越秀山上这座事发后8年竖立的纪念碑上镌刻的《抗逆卫士题名碑记》，至今仍时刻提醒着后人：89年前（1922年）的6月16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孙中山与宋庆龄共同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时刻。

　　起因：

　　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炮轰总统府

　　“那是宋庆龄和孙中山婚后的第7年，如果晚走一步，孙中山在观音山上，随时有可能被陈炯明的炮弹炸死。”广州市民革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孙中山大元帅纪念馆馆长李穗梅向记者讲述了这一段历史。

　　斥陈炯明“反对北伐”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东较场举行北伐誓师，警卫团随之成立。陈可钰任团长，下设三营，以机枪营为第一营，营长薛岳；以工兵营为第二营，叶挺为营长；以警卫游击二十七营编为第三营，张发奎任营长。在‘六·一六’的战斗中，孙中山在众人警卫下最后撤到停在珠江上的‘楚豫舰’上。叶挺率第二营固守总统府前院，薛岳率第一营固守总统府后院，卫士队负责守卫居住粤秀楼的孙夫人安全转移。”

　　李穗梅说，孙中山倾力栽培、予以重任的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起因于两人之间的矛盾：陈炯明一直坚持“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中国，而孙中山则一心想实现武力打垮各军阀，建立统一的民国。1922年6月1日，孙中山、宋庆龄由韶关返广州。6月12日，孙中山举行记者招待会，不点名地斥责陈炯明“反对北伐”，并以舆论压力，迫陈将部队退回东江原防。

　　惊险突围致宋庆龄小产

　　“1922年6月16日凌晨，有卫兵接到消息，陈炯明准备炮轰孙中山官邸粤秀楼和总统府。宋庆龄为了孙中山的安全，执意让孙中山先走，她说‘中国没有我宋庆龄可以，但是不能没有孙中山，你快走！’经宋庆龄再三恳求，孙中山答应先走，但是命令50多名卫兵全部留守。等到宋庆龄撤退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炮轰总统府的炮火已经非常激烈，几乎是很难通行。”

　　“正是那次的惊险突围，导致宋庆龄不慎小产，终生未能添一儿半女。”李穗梅说。

　　宋庆龄《广州蒙难记》记录突围全过程—

　　“戴副官长草帽披先生雨衣脱险”

　　事发后第12天，宋庆龄在6月28日和29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广州脱险》（1923年8月，宋庆龄亲笔题名为《广州蒙难记》）文章，详细描述了卫士队护送她惊险突围亲历。以下是《广州蒙难记》节选：

　　“6月15日夜2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50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住的是前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围漆黑，看不出敌兵。我只看见黑夜中卫队蹲伏的影子。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到了8时，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卫队停止回击，只留几盒子弹，候着最后的决斗。

　　此时情势，队长劝我下山，为唯一安全之计……同我走的有二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中山先生的侍卫）。我们四人，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只听见流弹在空中飞鸣。我们受两旁夹板的掩护，匍匐而进。在经过这一段后，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血流如注。一看，子弹穿过他的两腿，伤中大血管。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那条过道的一段整个被毁，交通遂断绝。我们把姚副官长抬进一屋，把他的伤痕随便绑起来，我不敢看他剧痛之苦，他反安慰我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

　　自从8时至下午4时，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四射。有一次在我离一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到4时，一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兵提出的第一条就是保我平安出险，军官说他不能担保我的安全，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官长，都不能约束。说话间，前面两层铁大门打开。敌兵一轰进来，我们的兵士子弹已竭，只好将枪放下。我只见四围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我们，把我们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用刺刀刺开乱抢东西。我们乘这机会逃开，正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幸而我头戴着姚副官长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

　　出大门后，又是一阵炮火，左边正来了一群乱兵，要去抢财政部及海关监督处。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正走之时，忽有一队兵由小巷奔出，向我们射击。同行的人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乱兵居然跑过去，到别处去抢掠了。我们爬起又跑。过了将半小时，枪声渐少，我们跑到一座村屋，……枪声沉寂后，我化装为一村妪，剩余的一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那夜通宵闻见炮声……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妪，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住友人家。

　　在河上，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我离开广州真巧，因为那天下午，我所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后来我仍旧化装由香港搭轮来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