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作战迷信算丢性命 阎锡山借佛升官一场空
阎锡山(资料图)
刘湘“以神治军”蚀掉老本
四川军阀刘湘不仅自己迷信占卜、扶乩、风水，还聘请算命先生刘从云“以神治军”。刘从云是四川威远县人，幼年在乡间读了些旧书，从小不务正业，好吃懒做。长大成人后，刘从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当起了算命先生。由于刘从云熟悉人情世故，善于察言观色，说话模棱两可，所以替人算的命，测的字，多少有点“准头” ，因而渐渐在川中有了点名气。
20世纪20年代，他在乡间创设了非儒非道亦非佛的“一贯先天道”，广收道徒万余人，几乎网罗了全川的大小军阀。1925年，刘湘也入会成了他的徒弟，经常聆听刘从云的教诲。或许是刘神仙扶的乩应了验，卜的卦兑了现，献的策收了效，刘湘对刘从云毕恭毕敬，小到起居、行业、酬酢、交往，大至行军、打仗，都要向刘从云问计。刘湘后来干脆拜其为军师，以至于当时重庆流传“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当朝军师刘从云”的谚语。可是，刘从云并未到此满足，还伸手向刘湘要兵权，以自己数千贴心道徒为骨干，自筹资金，组建了一支下辖3旅9团近2万人的“神军”(模范师)。
刘从云也就一个算命先生而已，诈唬那些钱多人傻的军阀还算在行，可对于行军打仗就一窍不通了。鬼迷心窍的刘湘哪管得了这些，依然将刘从云当成宝，偏听偏信。1932年初冬，刘湘联合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等六个军阀，对他的幺叔刘文辉大打出手。刘文辉从一开始就被动挨打，两个主力旅驻防的泸州很快就被刘湘盯上了。是年11月上旬，刘湘动用了全军，加上刘从云的“神军” 一部，兵临泸州城下。在刘湘的要求下，由刘从云扶乩定下攻城的黄道吉日。刘从云用毛边纸抄下11月的吉凶日子，排好了一张表，开始烧香念咒，摇头摆尾，捏指推算。少顷，刘从云昂首凝望天际，双手抚摸胸部，稍停片刻，转头附着刘湘耳朵，神叨叨地悄声说道：“王宪(刘湘道号)，据神的旨意，11月11日11时是大吉时刻，此日的五行和干支相合，加之21军的吉数也与年、月、日、时相合。”随后，他又深不可测地补充道：“这个日子里有天福、月德、六合、青龙、天岳、天德，都是好星，是黄道大吉之日。”
据此，刘湘命令舰队司令李逵率所部8艘舰艇，务于晚上11时启锚，以舰炮掩护陆军攻打泸州。李逵接到命令，顿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泸州虽三面环水，然时近初冬，川江水浅，且暗礁甚多，白天航行，尚需小心翼翼，夜里炮舰如何行动？李逵硬着头皮向刘湘报告，请求改变行动时间。刘湘严厉地答道：“你只管执行命令，将军舰按时起锚开抵城下。”军令如山，李逵只得令舰队如期升火起锚。果不其然，舰队出发不久，指挥舰“嵯峨号”就触了礁，舰上官兵险些藏身鱼腹。刘湘出师不利，连攻20余日，尸积如山，寸步未进。当时就有诗讥讽：“海陆空神，打不进泸城，气死刘湘，羞煞从云。”
刘湘初战不利，只得改强攻为利诱，花了大把银子买来了守军投降，保全了面子，也给刘神仙一个台阶下。仅仅过了一年，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刘湘又带上刘从云，指挥部队攻打川北的红军，结果巫术屡屡失灵，仗打得一败涂地。自此，“神仙”就彻底从刘湘军中销声匿迹了。
民国时代，各地军阀多如牛毛，追溯他们的渊源，既有继承官军衣钵，也有草寇招安而来，还有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甚至不乏道门的弟子。这些军阀大都没什么文化，综合素质低，将个人前途命运寄托于天意鬼神，成天求神拜佛，修仙炼道，既麻痹自己，也愚弄手下官兵和百姓。
张宗昌算丢了性命
山东军阀张宗昌出身贫寒，早年放过牛，当过跑堂伙计，街头摆过摊。由于没受过正规教育，张宗昌满脑子都是迷信思想，全然一副草包相。张宗昌嗜赌成性，每次赌钱都要让副官准备几个处女。如果那天他比较背运，输得慌了，就当场拉过处女“开苞”。他相信这样才能转换手气。
在作战方面，张宗昌更是迷信。1928年，国民革命军向北挺进，直逼张宗昌的老巢山东。张宗昌和孙传芳的残部纠合在一起负隅顽抗，但还是招架不住节节败退。张宗昌像一头被逼急的熊，东一头西一头地想不出个高招。当时有个叫柴勤唐的盐运使向张宗昌献计说，悟善社(民国初年出现的秘密结社)练得有法术，可以避刀枪。张宗昌病急乱投医，说：“悟善社如何破敌，快把法师传来，我要亲自试法。”柴勤唐马上找来其兄柴诩真，不无吹嘘道：“我曾经得过异人传授六丁六甲。画符一道，人带于身上，即可刀枪不入。”张宗昌忙叫快试来，他要亲眼看看。柴诩真先画好了一道符，绑在一只鸡身上，然后用枪射击，那只鸡真的一点都没有伤着。这本来是骗人的鬼把戏，张宗昌信以为真，喜滋滋地说：“照这样，就是有百万兵来，也不怕了。”当即拜柴诩真为大法师，连夜画出了几万道符，发给士兵佩戴在身上。士兵们也高兴，争相佩符。哪知几天后，在金方、鱼台间一战，法术都不灵，戴符的士兵一样被打死，腿长的才捡得了一条性命，招来官兵骂声一片。北伐军节节胜利，张宗昌节节败退，最后被赶出了山东。
1932年，张宗昌秘密从日本回到济南，欲借韩复榘之力东山再起。韩复榘设宴招待了张宗昌，席间宾主不多不少，正好是13个人。张宗昌平时最忌讳13这个数字，当时心里一惊，顿生一种不祥预感。抬头一看，张宗昌又看到墙上挂着郑金声画像(冯玉祥手下军长，北伐时为张宗昌所杀)，更觉大事不妙。第二天，张宗昌谎称母病重，不顾劝阻，急急返京。
张宗昌没有料到，就在济南火车站，他被郑金声之子郑继成开枪打死。张宗昌是个神枪手，平素就枪不离身，巧的是前不久一时高兴送给了别人。如果枪不送人，纵有十个八个郑继成也未必是他的对手。算来算去，张宗昌算丢了自己性命。
民国时代，各地军阀多如牛毛，追溯他们的渊源，既有继承官军衣钵，也有草寇招安而来，还有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甚至不乏道门的弟子。这些军阀大都没什么文化，综合素质低，将个人前途命运寄托于天意鬼神，成天求神拜佛，修仙炼道，既麻痹自己，也愚弄手下官兵和百姓。
阎锡山借佛升官一场空
山西五台山有一座大孚灵鹫寺，阎锡山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到寺里去烧香拜佛。他之所以那么虔诚地到该寺去叩拜，是因为听其母亲说，当初梦游灵鹫寺，并从寺中把他抱了出来，后来就生下了他。从此，阎锡山相信自己不是个凡人，是庙中的神灵转世，是来拯救万民于水火的。
1930年，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并邀其同游五台山。在大孚灵鹫寺烧香许愿后，阎锡山与冯玉祥计议反蒋，罗列了蒋介石六大罪状。一时间，各方势力云集太原，开始合流反蒋。阎锡山效仿古代皇帝登基的“面南背北”，找了几个算命术士推算了几天，结论是中华民国19年9月9日9时为黄道吉日，此时“登基”谓之长治久安，九五之尊。于是，阎锡山带着跟班星夜兼程，兴冲冲地从石家庄抵达北平。稍事准备，就迫不及待地于9月9日在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然而仅过9天，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入关配合蒋介石攻打阎冯联军。9月18日，阎冯联军大败。
蒋介石从此对阎锡山恨之入骨，密下手谕，缉拿阎逆，就地正法，以绝后患！阎锡山吓得从太原逃回五台山，又到大孚灵鹫寺去烧香叩头，乞求神灵保佑自己闯过这一关，随即扮成商人逃到了天津。阎锡山知道蒋介石的厉害，感到处境太危险。一面不停地烧香拜佛，一面派人与日方联系，登上了一艘日船逃往大连。在船上，阎锡山闭目端坐，半天不说话。他回忆起1927年去南京开编遣会期间，游无锡的情景。当时阎锡山泛舟五里湖，游蠡园，看到对面一座山很奇特，就问那座山叫什么山。向导说是锡山。阎锡山问：“既然是锡山，贵县为何又称无锡？”于是向导解释，锡山上原来是有锡的，也正因为有锡，一时之间都蜂拥去开采，强占豪夺，纷争不断，死伤了好多人。后来锡终于采完了，这一带反而太平了。所以就叫做“有锡则民乱，无锡则民安。”阎锡山想到这里，忽然睁开眼睛，没头没脑地对向导说：“有我则乱，无我则安，我难道成了一害？”
阎锡山还最忌讳地名。抗战爆发后，他带着第二战区党政要员来到陕北洛川，本来是住在这里的，因为洛川谐音“落川”，而阎锡山的字是“伯川”，于是就转移到宜川。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宜川太适合他了。1940年，阎锡山将战区司令部移驻山西吉县的南村坡。南村坡谐音就是“难存伯”，是难存他阎伯川，觉得不利，于是下令把战区司令部改为克难城，把1940年改为克难年！
1945年，阎锡山下令史泽波率5个师进攻八路军的上党根据地，被八路军围歼，史泽波被生擒，连阎锡山派出的增援部队也有去无回。阎锡山得到这个消息，在床上躺了半天。他问参谋，他下令增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群乌鸦在院里的大树上叫？参谋说好像是有乌鸦在叫。阎锡山听了，就顿足捶胸，后悔不迭地说，好糊涂呀，乌鸦是祸鸟，明明有乌鸦在树上叫，还派兵去增援！结果是史泽波没有救出来，连增援的两万人也白白丢掉。
阎锡山逃到台湾后心灰意冷，死前为自己写了一副颇为高深的自挽联：摆脱开，摆脱开，粘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
本文原载于《看世界》2013年第13期，原题为：“旧军阀迷信轶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