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以身试水的道德困境

30.06.2014  12:32

我们不希望看到勇敢的官员以身试水之后,胆怯的百姓犹自远远观望、不敢下水。说到底,这是囿于制度层面的严酷现实,道德层面的勇敢只是无关大局的辅助手段。

浙江“可游泳河段”申报活动日前启动,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茅临生表示:“是否可以下河游泳,嘴上说了不算,要我们自己跳进河里,游给人民群众看,才能让人民群众信服。

领导干部以身试水,在浙江已不是新鲜事。去年2月,杭州毛源昌眼镜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增敏在微博上说,瑞安市一河流污染严重,若环保局长敢下水游泳20分钟,他出20万元。同年3月,浙江省省长李强在全国两会上回应此事时表示,“环境治理速度还是不够快,执法监督还是不到位,距离每条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年多时间过去,浙江省相关部门要求领导干部以身试水,检验治污是否已达到“每条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

对普通百姓而言,此事所导致的感动自然是依于常理的。你说污染严重,那人家那么大的官,都下河游泳了,元芳,你怎样看?只是,面对河流污染的普遍存在,我们首先应想到的是治理的决心与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数据化效果,而不是以身试水这样的莽撞作为。我们不希望看到勇敢的官员以身试水之后,胆怯的百姓犹自远远观望、不敢下水。说到底,这是囿于制度层面的严酷现实,道德层面的勇敢只是无关大局的辅助手段。

将污染等需要治理的具体问题落实到空泛的道德层面,而非制度层面,必将导致一种可想而知的混乱。而普通百姓对此类豪言壮举的不信任或怀疑,自有其理性的依据。官员们说,因为他们下了河,这水就是干净的。那公众还会说,因为西红柿价格下降了,高晓松才于去年离了婚。这实际上是在质问,凭什么说,你们下了河,水就是干净的?不难看出,在这里,官员和公众使用的是两套逻辑。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我们表示治理污染的诚意时,能够以数据说话,能够以事实表明修正之后的成绩。而百姓看到了,就会自己下去游泳,领导同志只在岸上看着就行了,并因看到百姓在河里放心地游泳而感受到颇有道德感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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