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林彪、江青案，彭真始终坚持的三大原则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中央决定加快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工作（简称“两案”，下同）。3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彭真任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1981年2月25日至3月6日，审判“两案”主犯的工作全部结束。在领导审判“两案”的工作中，彭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这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以事实为依据，重视调查研究
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彭真的提议形成了统一的意见：“正式确定按‘集团’进行审判；起诉书、证据等都要确凿，站得住脚，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这样做了，对加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同德干‘四化’有积极的作用，在国际上也有好的影响。”（1）彭真自从接手‘两案’的审判领导任务后，不顾已是78岁的高龄，同年轻人一起不顾白天黑夜地看材料、听汇报、解决问题，给中央汇报。他亲自看的材料有一米多高。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回忆，“彭真亲自认定过的文件材料足足有1米多厚。彭真对这些材料、原件一件一件地翻阅，哪怕是一个批示、一张照片、一个字据，都不放过。”（2）
5月13日，彭真召集“两案”各个审判小组负责人开会，研究下一步怎样把罪证材料搞实，搞好起诉的问题。彭真要求小组负责人尽量汇报详细一些，他非常仔细地听他们的汇报，连发生在一天里的事件中的某个时刻也不放过，漏了就追问汇报者。他讲道：“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3）
8月28日，彭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送上起诉书意见。信中写道：“起诉书30条1.8万字。这是在中纪委一年多审查工作基础上，又经400多人近五个月的预审调查出来的。我自己参加过多次修改。所列罪行，已经核实，都是有根据，凡是同党的错误有牵连的事实站不住脚的，一概不列。”（4）
9月8日，彭真在汇报中明确指出：“10个主犯的情况基本查清楚，起诉书主要解决10个人的问题。”（5）这10个人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审5个人，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反革命集团也审5个人，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这是经过多次讨论报请中央同意了的。要一案处理，分庭审理。其中，“黄、吴、李、邱、江军队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些。因为他们同江青一伙不一样，历史上还有过一点儿好处，打过仗。”（6）
12月26日，彭真主持“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驳斥江青的辩护词。彭真指出：“江青出了题目，把所有问题提出来了。原来估计她会说一是合法，再就是执行毛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现在看，果然如此。要针对要害，用铁的事实（即证据）彻底击败它。”（7）
二、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做到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
1980年3月28日，彭真参加了一次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问题的会议。在会上，彭真提出"两案’要按司法程序进行，先由公安部预审，然后检察院起诉，最后法院审判，把事实一条一条搞清，要注意证据。”（8）公、检、法三个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进行审理。彭真提出了“平行作业”的方法，即“国家审与党审平行作业。要集中优势兵力，先攻其一点。要做好审讯计划，准备打硬仗。”（9）这样，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和预审人员可以一起分析案情，共同审查罪犯的犯罪事实和情节是否准确，证据是否确凿，有利于他们熟悉案情和各种有关案件的历史背景，从而提高审判工作的效果和质量。
在领导“两案”审判的工作中，彭真一直考虑让被告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问题，因为这是法律赋予被告的权利。1980年9月，彭真提出要为10名“两案”被告配备辩护律师，在审判中发挥律师的作用。在庭审中，彭真一直支持律师的辩护工作。同年11月7日，彭真在“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特别法庭审判只管罪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国事犯，整个国家、民族都受了害，如果要回避，就是不要审判。被告如提出回避，要严正驳回。在法庭上，准许被告讲话，但只限于罪行，如认为不实，允许提出反证。律师可以看罪证材料，替被告辩护。审判、检察人员在法庭上要理直气壮，要放手，不要念台词。”（10）“对‘两案’的审判，公开审判好。都公布。他们的罪行材料、证据是站得住脚的。审判以我们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为准绳，起诉书、判决书必须实打实。”（11）
彭真指出：“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要严格依法办事。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法，而不是依外国的法。（12）对于审判的原则，彭真进行了详细的概述，即“一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再一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判刑；没有口供，被告不承认，但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定罪判刑。不管被告是否认罪，可以按照证据依法定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对江青等当然同样适用。”（13）
彭真强调，审判工作必须禁止严刑逼供。“这次规定，严禁严刑逼供。实行刑讯逼供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刑讯逼供，把人整伤的，要以伤害罪从重论处。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应该认真负起责任，彻底肃清刑讯逼供的残余和影响。”（14）对于审理几名主犯的问题，彭真指出：“这次只审理10名主犯。起诉书列的主犯有16名，其中林彪等6人已经死亡，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他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起诉书中也列了他们的罪行，因为他们是集团犯罪，又是主犯，如果不列他们的罪行，整个案情就无法弄清。这10名主犯审判了，主要问题就解决了。其他有关人犯，不是不审，而是该审的依法另审，分别由最高法院、军事法院、地方法院陆续去审。”（15）针对10名主犯判什么刑这个问题，彭真指出：“只能等审判结果。审判没有终结，谁也无法作出最后断定。这是特别法庭最后要决定的问题。”（16）
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做到严格区分党内、人民内部错误和反革命罪行，只审罪行，不审错误
1980年4月5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两案”的审判问题，部署审查工作。他明确提出："两案’审判只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管党内录像问题。审讯是要‘两头抓麻杆’，一头是他们在向中央报告前搞逼供，捏造事实；一头是中央决定后，他们对中央决定的歪曲篡改。”（17）此后，审判工作全面展开。
7月4日和9日，彭真连续主持召开会议，听取预审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后指出：“主要罪行、证据材料要一条一条、一件一件核实、认定。罪证材料要编排整理出来，展览在一个地方，请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同志阅。办案要扎实、准确。我们办案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要把党中央领导上的一些错误和缺点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纠缠在一起的问题分开，严格区分，决不能马虎。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18）
要把解决敌我性质的问题和党内政治错误、路线错误分开的问题。彭真说：“这次审判，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区分好人犯错误与坏人做坏事，区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所犯的罪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特别法庭只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审理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不解决党纪、军纪、政纪的问题。”（19）
对于认清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否属于反革命的性质的问题，彭真认为：“只看林彪等阴谋杀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件事，就可以看透他们的反革命原形。”（20）林、江反革命集团是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联盟。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处，比较容易审理。因为在林彪等阴谋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党篡国失败，随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以前，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阴谋篡党篡国、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一个反革命联盟。不把两案合在一起审理，就很难搞清他们整个的反革命阴谋和罪行。（21）
彭真指出：“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两面派，‘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凭借其地位和权力，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反革命活动。反革命，是讲他们的本质、原形；合法、非法，是讲他们采用的手段、方法，他们的活动形式。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是搞阴谋的，为了达到反革命目的，是不择手段的。”（22）因此，“不注意研究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两面派特点，很多问题就搞不清楚，就要上当。‘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那么多人上当受骗，甚至盲目追随，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或坏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对林、江一伙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认识不清，缺乏警惕。这个经验教训是深刻的。”（23）
“两案”审判已经过去30多年了。实践证明，“两案”审判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伸张了正义，惩治了邪恶，标志着新中国民主法治走向健全。这与彭真扎实的工作密不可分。在“两案”审判工作中，彭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坚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区分好人犯错与坏人犯罪的问题，区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为“两案”审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领导“两案”审判的工作中，彭真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积极向中央汇报，对“两案”审判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注释
（1）《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页。
（2）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3）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4）《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6页。
（5）《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6页。
（6）《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7）《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页。
（8）《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2-343页。
（9）《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10）《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页。
（11）《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12）《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
（13）《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
（14）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1页。
（15）《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7-398页。
（16）《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
（17）《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18）《彭真传》编写组 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页。
（19）《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20）《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21）《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22）《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396页。
（23）《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