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贩婴医生被控作案6起 称不识人贩子属做善事
30日上午9时，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原产科医生张淑侠站在了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席上。其被检方指控两年时间内，伙同山西的人贩子，先后从该院拐卖7名婴儿，造成其中一名婴儿死亡。在庭审中，一条涉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的“贩婴链条”逐步显现。
京华时报记者张剑
贩卖7名婴儿其中1名死亡
昨天上午8点，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聚集了上百群众，围观贩婴案的开庭。8点45分左右，押解张淑侠的警车驶入渭南中院，张淑侠身穿蓝色囚衣。但开庭时，张淑侠并没有穿囚衣。
渭南市检察院指控，今年7月16日，身为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的张淑侠告诉产妇董珊珊及其丈夫，称董刚刚生育不久的男婴有严重疾病，骗家属签字放弃这个男婴。随后，张淑侠以2.16万元的价格将男婴卖掉。
检察机关指控，张淑侠伙同潘某串一家三口，从2011年11月至2013年7月共贩卖婴儿6次，其中一次贩卖的是双胞胎女婴，最终共贩卖7名婴儿。在贩卖过程中，一名女婴死亡。张淑侠通过贩卖这7名婴儿，获利10余万元，潘某串一家获利20余万元。这些婴儿被贩卖到山东省菏泽市、河南省安阳市等地。案件发生后，经过公安机关解救，所有被张淑侠及潘某串贩卖的婴儿已经回到父母身边。
经查，此案系一跨省拐卖新生儿案件，除张淑侠外，警方另抓获山西籍犯罪嫌疑人2名（潘某串、女，崔某、男），河南籍犯罪嫌疑人3名（王某、男，朱某、男，黄某、女）。
辩称不识人贩子 属于做善事
庭审过程中，张淑侠几乎面无表情，对于指控全都表示承认，只是对部分事实和细节有小的异议。
张淑侠称，自己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供述有些是不真实的，“当时那么说是为了悔罪，今天在法庭所说的才是事实”。对于为什么要贩卖婴儿，根据张淑侠的供述，自己与潘某串相识于一次门诊治疗，得知其儿子儿媳无法生育，便想帮助潘某串要一个孩子，而医院也确实有父母主动放弃孩子的情况存在。直到最后，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只是认为在“做善事”。“我不认识潘某串，不了解她的过去，根本不知道她是人贩子。”
检方的公诉意见认为，的确有3起案件的婴儿是在被家长主动放弃后，由张淑侠抱回家中，并无欺骗行为存在。但检方同时表示，在新生儿因缺陷被父母自愿放弃的情况下，医护人员作为中介促成收养关系，如果没有主动或被动获利行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张淑侠的行为并非如此”。
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中认为，从最初家属自愿放弃婴儿，到后来主动欺骗家属，“医德缺失、法律意识淡漠”“高额利润的诱惑”“长期未被发现心存侥幸心理”，是促成其犯罪行为的几大动因。
鞠躬悔罪表示愿接受惩罚
在举证质证环节，张淑侠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两份证据，一份是张淑侠从1998年至今获得的15份荣誉证书，另一份是张淑侠诊治过的百余名患者写的联名请愿信，提请法庭从轻判处张淑侠。对于这两份证据，检方表示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不能成为从轻判处的依据。
在最后陈述时，张淑侠从羽绒服口袋中掏出写好的材料当庭宣读，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恨，转身向参加旁听的受害者代表鞠躬致歉。随后，张淑侠哭着陈述，表示愿意认罪接受惩罚。
主审法官宣布，将择期宣判。昨天下午，记者从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与张淑侠拐卖儿童有关的事业单位人员涉嫌失职罪一案，渭南市临渭区检察院已于12月23日向临渭区法院提起公诉，该案也将于近期开庭审理。
案情
利用权威身份修改病历骗婴
昨天的庭审中，张淑侠最近一次卖婴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并获得法庭确认。
7月15日，孕妇董珊珊到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做产检，张淑侠就告诉董的丈夫来国锋，说董有梅毒和乙肝，将来的孩子肯定是携带者，无法正常上学，不能接触他人，光治病就得花十几万，活不了多大年龄。来国锋听后就觉得很害怕，张淑侠借机让他签字同意放弃孩子。
7月16日晚，董产下一个男婴，张淑侠再次告诉来国锋及家人，“孩子母亲有病，孩子没法要，还是放弃吧”。
7月17日，张淑侠又告诉来国锋，孩子尿道口撕裂，“男不男女不女，没法要”。在张淑侠的蒙骗下，来国锋夫妇才放弃了这个男婴。
在此案中，张淑侠的“技术权威”身份，让不少同事放松了警惕，间接为她的犯罪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让本应严格的院方管理制度成为“一纸空文”。该院检验科医生石某作证称，董的检验报告单是她作出的，其中梅毒一项显示是弱阳性，这个结果不是电脑生成，而是手写改动。因电脑检查结果只有阴性和阳性两种，不符合董珊珊当时的情况，弱阳性表示可能患有梅毒，需要三次以上的检查来确定，于是她便改成了弱阳性，并注明“建议复查”。石某为何要这样去做，证言中并未提及。
在董生产过程中，张淑侠通知过助产医生和护士，说董有梅毒和乙肝，董生下孩子后，由张淑侠将孩子抱出产房。该院助产师王星星作证称，17日早上，张淑侠又来到产房改写新出生婴儿表，之前这个男婴记录为无畸形，但张淑侠授意王某改为有畸形，并注明为“尿道下裂”。
凭借这些虚假病历，张淑侠成功将来国锋、董珊珊夫妇生育的男婴骗到手，并最终出售。
检方指控显示，张淑侠所涉及的其他几起贩婴案中，贩卖婴儿的手段大同小异。
控辩
1、2、4起事实中张淑侠是否欺骗
【检方】张淑侠对产妇董某、王某和赵某及其家人称，她们患有梅毒、乙肝、双胎输血综合征，梅毒、乙肝均属于传染病，会传染给婴儿。张淑侠手中仅有一次检验结果，B超仅是一个检测依据，不能完全确定是否患病。张淑侠凭借这些简单依据，就要求产妇及其家人放弃婴儿，这明显是欺骗。
【辩方】第1起事实中产妇的梅毒检测结果呈现弱阳性。第2起事实中，产妇是乙肝大三阳，并且患有双胎输血综合征，属于高危产妇。第4起事实中，产妇确实患有梅毒。因此张淑侠的行为不算是欺骗。
张淑侠对婴儿死亡是否该负责任
【检方】第3起事实中，张淑侠身为医生，明确知道女婴患病的事实，没有救死扶伤反而将女婴出售，放任女婴病情恶化最终会出现死亡这一情况的发生，属于加重情节。
【辩方】患病女婴已经被家长遗弃，张淑侠将女婴要过来出于可怜，导致女婴死亡这点不能成立，加重情节不当。张淑侠的特殊身份不应成为加重情节的依据。
5、6起事实张淑侠是否应担刑责
【检方】张淑侠的行为明显是故意贩卖儿童。第5起事实不能算是“善意做中介，仅收少量感谢费”。第6起事实，张淑侠曾称是潘某串向她提出需要一个男孩来收养，但相关证据无法证实潘某串是真的善意需要一个男孩抚养。
【辩方】在第5起事实中，张淑侠将孩子要回并退钱，并未因此获利，行为符合善意居间做中介，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第6起事实中，张淑侠不知道潘某串是人贩子，自己同样只是充当中介，也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张淑侠是否符合减轻或从轻处罚
【检方】张淑侠其行为有两项犯罪加重情节，不符合从轻或减轻处罚。
【辩方】张淑侠被抓获后，主动交代了其作案经过。6起被控事实中，仅第一起是公安机关明确掌握的，其他均为张淑侠到案后主动供述的。张淑侠还主动交代被卖女婴的下落，并协助公安机关将这些女婴找回。希望法庭可以对张淑侠从轻或减轻处罚。
贩婴链·6起犯罪事实
孩子被高价卖往豫鲁多地
在持续2年的作案中，整个贩卖链条的“中间商”潘某串的“贩卖地图”遍及河南内黄、滑县，山东巨野等多个地区，购买者多以农村夫妇为主。他们或因无法生育，或希望有个男孩延续子嗣，成了此案的“买方市场”。
事件回顾：
富平新生儿被妇幼保健院医生“处理”一事经本报报道后，引起高度关注。目前，3名嫌疑人已落网，其中两人被刑拘。同时，不断有家属向本报反映孩子刚出生被医生“处理”，截至8月1日，已有7个类似家庭。
当事医生仍在配合警方调查
1日，距孩子被抱走已14天时间，产妇董女士和丈夫来某一家人仍待在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的病房里。此时，他们最期盼的就是警方能够带回关于孩子的消息。
1日记者获得最新消息，7月18日发生的来某家初生男婴被产科副主任张某侠处理一案，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正在侦查当中。富平警方已经确定，该案属于跨多省份的团伙作案。目前，警方已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两人已因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被依法刑拘。当事医生张某侠仍在配合警方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当中……【详细】
评论：富平贩婴案公审的警示意义
京华时报本报特约评论员兵临
贩婴案公审，不仅在法律上寻求到一个正义的救济，也希望能对医疗秩序的公共治理起到事后镜鉴的作用。
备受关注的陕西富平产科医生张淑侠拐卖婴儿案，昨日在渭南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公诉方指控张淑侠共实施拐卖儿童犯罪6起，涉及被拐卖婴儿7人。法庭并未当庭宣判。
虽然张淑侠在庭上表示“认罪伏法”，但有罪判决的做出还需要基于严密的证据链。在量刑上，类似多次拐卖儿童的犯罪一旦坐实，很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更重的处罚。对此，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司法，保障儿童权益的价值取向不容置疑。
对那些受到伤害的家庭而言，司法判决只是形式上的救赎，即便判决被告死刑也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创伤；但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公正的定罪量刑乃是杜绝此类犯罪的基本前提，它能够将法律的权威输入医疗人员的职业伦理当中，以一种警示性效应警惕医生切勿在利益面前“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从一开始，倘若张淑侠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十年以上乃至死刑的处罚，她断然不会为了并不丰厚的利益铤而走险。问题是，在利益的引诱之下，人性的缺陷总是倾向于一步步滑进罪恶的深渊。一次家属放弃新生儿所提供的谋利机会，很可能诱使医生主动骗取家属放弃并将婴儿贩卖。实践证明，基于利益的犯罪总是从第一次失守开始。
贩婴案的镜鉴不只针对医生个体，更针对医疗单位。从管理职责上分析，即便是医生个体的犯罪行为，与医院的监管也难脱干系，因为这种犯罪利用了医生在医院的职务便利。在职务行为中发生的违法犯罪，供职单位当然负有连带责任。虽然本案中医院相关领导受到责任追究，仍然值得反思的是：对于医生特别是科室的主任，在技术权威的笼罩之下，难道就没有实质性的制约和监督吗？
医疗中有一套程序规则指向医生的行医行为，以防范出现违法或违反职业伦理的事情发生，各医院也制定了许多管理性规范。遗憾的是，这种纸面上的程序规定，在医院科室激烈的利益竞争中，往往流于形式。对一个医生而言，技术权威往往会带来权力的封闭化行使，不容其他人的打量或冒犯，最终的业绩考核也主要基于你为医院带来了多少盈利。在这种趋利化的情境中，谁还有心思去考究不合程序的医疗行为呢？
总之，贩婴案公审，不仅在法律上寻求到一个正义的救济，也希望能对医疗秩序的公共治理起到事后镜鉴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法院通过微博直播、旁听公审的方式公开审理，为的也是于更大的范围内起到教育和警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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