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健行扳倒成克杰 曾责问王宝森案为何无人举报
尉健行
他一手查办成克杰巨额受贿案，从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他曾当众责问，王宝森作案时间长达数年之久，数额多达数亿元人民币，难道都是他一个人所为，而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帮忙”、“帮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向中央举报？
尉健行1992年出任中央纪委书记后，10年间在反腐战线上立下赫赫战功。2015年8月7日8时，尉健行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王岐山曾说，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央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钟煜豪
实习生 王宛艺 周航
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纪委原书记尉健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8月7日8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在退休之前，他最后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
尉健行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10年间，先后有41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处。他曾直斥少数高中级官员以权谋私，子女一起谋取非法利益，他强调打黑除恶要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也曾派人蹲在饭店门口抄领导车牌，将几位便衣民警请到家里吃夜宵。
厂长尉健行：一个季度扭亏为盈
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档案与史学》杂志记载，1931年，尉健行出生于新昌县城关镇水弄堂一户教师之家。
尉家子女众多，生活清苦。由于家中买不起时钟，尉健行只能凭窗外的亮光来判断上学时间。有一天晚上明月当空，尉健行以为天亮了，急忙起床去学校读书，结果到学校还是半夜三更，只好独自一人坐在校门口等天亮。
1943年秋季，尉健行考入县立新昌中学初中部。当时，高中部的学生为宣传抗日思想，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自发成立了一个名叫“五光社”的学生组织。当时仅吸收高中部同学参加，但刚进入初中一年级读书的尉健行却坚决要求参加。高中部同学见他思想进步、为人正直，破例吸收他参加，成了该社唯一一位初中部学生社员。
完成高中学业后，尉健行来到大连工学院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学习。毕业数年后，他出任国营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生产计划科副科长。11年间从一名副科长慢慢升到生产总指挥。
1966年到1970年间，尉健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下放到车间劳动。
1970年后，尉健行恢复正常工作，先后担任国营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生产部部长、厂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常委、厂党委副书记、厂长、厂党委书记。
《档案与史学》文章称，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东轻厂已亏损57万元，尉健行仅用一个季度时间就扭亏为盈，当年上交利润36万元。
由于在东轻厂的出色表现，尉健行1980年被授予哈尔滨市特等劳动模范、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中组部部长尉健行：熟悉干部必须亲自接触
离开东轻厂后，尉健行曾在中央党校一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后于1981年出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
2年后，尉健行升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一年后转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正是乔石。
1985年，乔石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尉健行接手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组织部考察了解干部的方式很多，但最有效的手段却是一种老式做法：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事实上，直到现在，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仍然是组织部考察了解干部最主要的方式。
对组织工作，尉健行曾说，熟悉干部是组织部的职业要求，必须亲自接触、亲自谈话。别的方法都可以研究，但都代替不了亲自接触、亲自谈话这个方法。
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尉健行年迈的父母身体不太好。《档案与史学》文章称，当时尉健行年迈的父母常患病，住院治疗需要许多医药费。女儿大学毕业后准备去国外留学，也急需用钱。于是，他把家中老屋变卖了3 间共计1.8 万元，1万元留作女儿出国学习经费，还有8000元交给父母治病疗养。
文章称，在尉健行的影响下，他的兄弟姐妹都十分孝敬父母亲。在新昌老家的小妹尉丽莉为了照顾好父母，也可让大哥在北京安心为国操劳，毅然辞去厂里的工作，挑起了照顾双亲的重担。
监察部部长尉健行：有人把质次价高的设备作为先进技术引进
1987年到1992年之间，尉健行担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他曾指出对外经济交往中的不少问题。他说，有的人既当外商代理人，又以国内买主身份出现，与外商串通一气坑害国家；有的收受外商贿赂后，高价买进设备，低价卖出产品。
据《人民日报》1987年报道，11月29日，时任监察部部长尉健行在全国监察厅局长座谈会开幕会议上说，当前的清查工作主要是针对对外经济交往中的索贿、受贿、贪污、官僚主义、渎职和失职行为，以及出卖经济情报等。凡有涉外经济活动的地方，监察工作就要以清查对外经济合同中的问题为重点，有对外经济合同的部门和单位，都要在半年时间内，把这些合同全部清理一遍。
尉健行说，从前一段的清查结果来看，对外经济交往中的问题确实不少，有些还相当严重。他举例说，有的人既当外商代理人，又以国内买主身份出现，与外商串通一气坑害国家；有的收受外商贿赂后，高价买进设备，低价卖出产品；有的单位对进口物资不严格检验，发现问题不及时索赔，把质次价高的设备、旧设备作为先进技术设备从国外引进，等等。所有这些都给国家造成了损失。
尉健行认为，这种歪风如果任其发展和蔓延，不仅会毁掉更多的干部，使国家财产遭受更大损失，甚至会败坏国家声誉，严重干扰和破坏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
在谈到进行这一工作的方针时，尉健行说，在查处这类案件时，既要坚决，又要慎重，严格按政策办事。
前述《档案与史学》文章称，1991年9 月下旬，时任国家监察部部长的尉健行回到新昌视察工作。当时县里领导把他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县政府招待所住宿，可是尉健行却拒绝了县里的安排。他对县里的领导说，“我几十年没有回家乡了，这次回来，就让我在老父母的房间里搭个铺，好让我同他们多聊聊，不麻烦你们了。”
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派人蹲饭店门口拍领导车牌
1992年10月，尉健行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常委、书记。澎湃新闻此前曾报道，建国后，历任中央纪委书记上任时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尉健行1992年出任中央纪委书记时61岁，在历任书记中最为年轻。
甫一上任，他就推动中央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
中央纪委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全国党员违反党纪情况，监察部隶属国务院，负责检查全国各级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两个单位工作内容有所重合。
199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中央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的体制。自此，两项职能统一了起来。
据《档案与史学》上述文章介绍，1994年，尉健行在上海搞调研，顺道第二次回到故乡新昌。
文章称，他乘坐一辆面包车回家，只带一名秘书，没有省、市领导陪同，不住宾馆，不在县里吃饭，依然吃住在家里。他提出县里不要为他安排警卫人员，但县里领导为了确保尉健行的安全，还是悄悄地安排了几名便衣民警在其老家左右做保卫工作。尉健行发觉这一情况后， 把几位便衣民警请到家里吃夜宵。
1995年4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即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职务。
当月27日，在中央批准陈希同辞去职务的同时，任命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
中国法院网曾刊载文章称，此举从很大程度显示了中央对于查处北京腐败大案要案的重视程度和决心。
尉健行一到任，就明确表示：市委、市政府要坚持贯彻中央对北京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要坚决、积极地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查清陈希同的问题和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案件，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要查清，依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这样，才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他曾当众责问，王宝森作案时间长达数年之久，数额多达数亿元人民币，难道都是他一个人所为，而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帮忙”、“帮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向中央举报？
在后来的《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书中，尉健行曾详细总结了王宝森案件，他说，“王宝森的问题既然发生了，我们要善于总结教训，变坏事为好事。”
尉健行说，陈希同长期是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他虽然有错误，但不能把在他领导下积极支持、配合他做工作的同志都说成是他的“亲信”。他先后担任市长、市委书记，一个干部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当然要支持配合。即使有的问题他处理得不对，这个干部也积极按照他的意见办了，主要责任在陈希同，也不能把这种关系说成是“亲信关系”。
1996年春天，中央下文规定，凡领导机关无偿占有、借用基层单位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一律限期交还，以后不得再次占用。
但直至王宝森事件后，这一规定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一些部门仍难以实行。
尉健行又一次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责问，市委十二名常委的秘书中，竟有十一部车，这是为什么？这些车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至今不按中央规定退还给基层单位？
他在汽车问题上态度坚决，他讲：“宁可得罪少数人，也不能得罪老百姓。”
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曾谈起过尉健行。
据《凤凰周刊》报道，在2014年8月25日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王岐山说，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央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
打下巨贪 成克杰让他“ 心服口服”
据新华社2002年6月报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
尉健行指出，近几年来，少数高中级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其配偶、子女谋取非法利益，已经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腐败现象，广大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
尉健行说，这些干部置中央的有关规定于不顾，对其配偶、子女利用自己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经商办企业，非法敛财、违法乱纪，或不闻不问，或暗中支持，袒护包庇，有的甚至直接参与其中，严重败坏了党的风气，影响极为恶劣。其中一些人因此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身败名裂，教训十分深刻。
当年3月，他还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谋取私利的手段。
尉健行说，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包括少数高级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与其配偶、子女一起谋取非法利益，严重败坏了中共党风，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他说，严峻的事实表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千方百计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企图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身上打开缺口。大多数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对此保持了高度警觉，自觉抵制了各种诱惑。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利欲熏心，利用领导干部的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违法敛财。对配偶、子女的这些行为，尽管有的领导干部确实不知情，但对造成的严重后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领导干部对其配偶、子女利用其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违法敛财，袒护包庇、支持纵容，甚至同流合污、直接参与其中，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广大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教训十分深刻。”尉健行说。
尉健行1992年出任中央纪委书记后，10年间在反腐战线上立下赫赫战功。
《环球人物》杂志曾报道，从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
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而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央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
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整个案件最后环节，运用“证据围城，以柔克刚”策略，步步深入，层层剥脱，促使成克杰全面交代问题。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成克杰多次心悦诚服地说：“中央纪委办案组做到了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也对我本人负责，我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