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小康：让“校二代”走捷径是害不是爱

　　蔡荣生案揭开了“特招”腐败的冰山一角。梳理近年来的高招腐败案件，招生黑幕触目惊心。记者调查得知，一些高校仍然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新华社6月8日电）

　　又是一年高考季，当孩子们在考场里紧张答题时，我们的社会也面临诸多公平之问。一张张试卷赋予了学子们无数种可能，但这些孩子的命运，还是深深地印刻着父辈命运的影子。一边，很多异地考生被拦在考场之外，或因父辈的居住证审核通不过，或因父亲的社保还差3月，连一个考试机会都成了奢望；另一边，对一些高校教职工和“校董”子女而言，高考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在父辈的荫蔽之下，上大学的机会易如反掌。这样的对比，无疑深深刺痛社会的公平焦虑。

　　诚然，高校教职工也好，“校董”也罢，他们为高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这不应该成为其子女通过所谓“机动招生”，进入高校读书的天然理由。要知道，我们国家的高校绝大多数是公立性质，并非是教职工们的“自留地”，为了一己之私而侵害公众利益，显然有失公允。事实上，高校招生名额往往是一个定数，教职工子女通过不公平的方式安排子女上学，也许就意味着另一个学子失去进入这所学校的机会，甚至和大学失之交臂。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是否会因此改变一个普通人家子弟的人生轨迹？成为压垮一个寒门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要问什么对教育公平伤害最大，那一定是被滥用的权力，预留机动指标录取教职工子女，说到底就是高校的权力自肥。对于高校而言，“机动指标”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教职工的拥护，但其无穷后患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正所谓“纸包不住火”，招生黑幕对高校自身的公信力必然造成损害。前几天，实名认证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的“@人大陈伟”发微博直斥招生腐败：“过去几届有的学生考试得十来分二十来分，超级低，正常学生再不用功，六七十分还是可以得的”，这些低分何尝不是高校名声的隐喻？另一方面，对这些教职工和校董子女而言，这样轻而易举的读书机会，更会助长他们对“拼爹”的依赖，容易失去自我努力的进取意识，对个体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高考虽然结束，但公平的拷问仍在继续。蔡荣生案揭开了高校招生黑幕的冰山一角，对于优待教职工子女等等破坏教育公平的做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打不打破这些既得利益，也应该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