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篇小说观察：被制造框框的魔法师定格了

　　2014年中篇小说观察——

　　被制造框框的魔法师定格了

　　一种有害的小说套式

　　中年危机的主题为一大类，如唐颖的中篇小说《当我们耳语时》，写中年女子建平在北京飞机场等待飞往美国中西部的时候，因为飞机延误而遇见了旧时的男生金默。于是，在飞机延误的这几个小时里，建平回忆了漫长的过去。飞机来了，两个人说了拜拜，各自推着行李登机。

　　尹学芸的中篇小说《玲珑塔》写中年女子朱環的杂乱情感生活和无所适从的人生，她的上司在觊觎她的肉体，她的第二位丈夫是一个无赖，但她依然天真到有些犯傻的程度，这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社会对一个女性、尤其是已婚并离婚女性的天然逼迫。生活在这种逼迫中，朱環的生活破碎不堪，一派狼狈，她又离婚了，然后整个世界一片灰暗。

　　弋舟的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写三位年轻时代关系密切的青年：尹彧、邢志平、丁瞳三人的复杂关系，到了中年之后，走向了各自的人生尽头——但邢志平的人生则更为脆弱，虽然他下海发财，并拥有自己的财富。本来看似有各种道路的世界，最终都归为单独的一条，而且是断头路。在这部小说里，弋舟暗藏着一些特殊年代的记忆，不是发表时“有删节”，就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已经主动“挥刀自宫”了。小说试图探索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但这个世界最后一片空白。这几部小说，似乎都是中年人对人生的一种特殊的感受，遗憾的是它们没有带给我一种更为愉悦的阅读享受。这些小说所涉及的世界，没有一项需要我开动自己的脑筋去想象，去思考，小说结束，世界就结束了。

　　青年作家霍艳的中篇小说《无人之境》写中年男人楚源和年轻女子柴柴的不伦之恋。这样的“出轨”或者“私奔”的故事，在很多小说里都有。“不伦”并没有形成对整个世界的发问，而停留在自我的重复之中。故事最后，楚源和柴柴去远方，在一个酒店里，形成了最终的肉体现实，故事飞起，落下，如苍蝇驻集在腐烂的饭菜上。

　　青年作家张悦然的中篇小说《动物形状的烟火》写潦倒画家林沛的无聊生活。他曾经风光过，被画商捧为未来的大师，与各类女子有性事，乐事，婚事，离婚事，然后忽然就潦倒了，那些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画商，忽然成为路人。小说的结尾，林沛在“无良”画商家忽然对那个被收养的女孩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于是打算带她悄悄溜走，最后却被关在了车库里——这很有趣，也可以解释为一个隐语。但淡淡的，更多的东西，并没有凸现出来。

　　中年危机和不伦之恋，我觉得是一种很有害的小说套式。这种套式在情感上贴近所谓的现实，并被这种缺乏指向的现实所消化，成为现实的残渣。作家无法在所谓现实中挣扎地跳出来，也同样成了被消化的食品，与现实同归于尽。不仅不壮烈，反而最终发出了一种排泄物特有的气味。世界在这里是扁平的，但在米兰·昆德拉那里是多元的，在马尔克斯那里是魔幻的，在莫迪亚诺那里是谜语般的，在村上春树那里是青春迷离的。

　　商业社会势不可挡

　　“现实”成为思考一切问题的手段时，“现实”思维的局限成为了现实，而且变成了极度的功利主义现实。“现实”观，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能是一种主观意识。在文学艺术里，现实可能有多维度，但在唯物观里，现实只有一种。

　　“现实”不是接近于无限的真实，就如同真空也只是相对真空一样，“现实”在文学中，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作家那里讲述出来，“现实”应该呈现不同的真实片段。最终，这些真实的材料，不一定能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可靠的“现实”。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铁板一块的“现实”已经从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脑袋里飞走了。这貌似艳丽的蝴蝶，枯死在蝴蝶泉的树上。

　　经过30年狂飙突进的经济发展之后，物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控力，“物化”和“拜物教”从政治教科书中跳出来，获得了肉身，成了现实。商业社会势不可挡地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大块的一部分。

　　很多小说写到商业、商战、欺诈的内容，是可以意料的。作家田洱的中篇小说《长寿碑》写一个县城的县委书记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采用了各种特殊手段打造“长寿之乡”概念的故事。故事中的地方文化人老吕写得很生动，他热情，有理想，最后成为了一个真心实意的造假高手。作者在这里人物与故事展开得都很充分，语言上也极有特点，耐咀嚼。

　　作家哲贵的中篇小说《讨债人》则写经济衰退之势下的人与人之间的脆弱关系。眼镜配件厂商林乃界和做放贷生意的林上水、做健身会所的苏海啸、做美容院的诸葛妮是三十年的老友，林乃界和诸葛妮之间，还存在着奇特的恋人关系。慑于税务所副所长胡可去的淫威，每次眼镜厂老板赵来来白拿林乃界厂子的眼镜架，他都不敢吭声。林乃界打算关闭厂子时，想讨回赵来来欠下的五十多万债款。故事就在这反反复复的折腾中展开，到了无法解决的绝境。最后，林上水想了一个高招，给胡可去设套，偷拍了他的色情录像。但谁也没想到，最后林上水把几个三十年老朋友的钱都卷跑了。这个故事把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脆弱关系，写得很生动，而不绝望，甚至有些小的幽默——那一碰诸葛妮就阳痿的林乃界在全部身家都被老友骗走之后，忽然发现自己行了……

　　2014年另有一些作家独辟蹊径，如钟求是的中篇小说《我的对手》关涉谍战内容，写“我”曾经做过“间谍”，但因为训练时一次低级错误，被分配到一个很无趣的部门研读信件，而与他一起参加培训的两位朋友，却在本行里做得风生水起。于是，“我”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创造了一个“泄密”事件，然后自己发现了这个秘密，并获得了三等功。当一年之后，这件“间谍”案被侦破，“我”被开除了，变成了作家。一次，我来到美国爱荷华国际协作中心访问，忽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冲动，他有意地给国内的前同事打电话，引起美国特工的注意。这个故事，在最后走向了另外一种可能，让现实成为一种特殊的叙述。

　　作家张庆国的中篇小说《马厩之夜》写的是发生在云南的一个“历史”故事，日军入侵云南，当地一名精通日语的医生，成了“太君”的翻译官，还被强迫去找“花姑娘”，而成了人民的公敌。作者采用了“探秘”的形式，把这样的一个“隐秘”事件发掘出来。那个女主人公“我母亲”小桃子的叙述角度，多少有些《红高粱》的意味。但张庆国没有莫言的胆量，在小说的末尾，取消了这种冒犯勇气，而把故事归为历史和现实。这样，小说就遭到了故事的平暴，成了一种自我的妥协品。

　　作家万方的中篇小说《女人梨香》写“旧时代”被包办婚姻的女子梨香的特殊命运，叙事很扎实，平稳。这样一个黯然的人物行走在历史的边角料里，成为一个亮点，同时也仅仅是历史的一粒尘埃。作家不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找那些令人紧张的对抗性力量，而是磨平这种对抗性，把历史、政治、现实，都尽量剥离，而企图保鲜人性。但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和思想冲突的产物。缺乏思想和历史现实的冲突，人性就成了一张白纸。

　　青年作家常小琥的中篇小说《琴腔》发表后得到一些选刊的关注。小说具有浓烈的京味气息，对京剧、二胡、唱腔等的描写，都很生动，并能结合进琴师秦学钟、武旦云盛兰和剧团官员岳少峰的不同人生走向中，以平缓而有味道的叙述，把几个人物关系，讲述的错落有致。小说一开始，性格老实的琴师秦学钟一出场，就很有气息。作家显示出了驾控结构的能力，让岳少峰和云盛兰以不同的态度、性格加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剧团气场。

　　简单粗暴的物质现实主义

　　小说是什么？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又是每次都会被问到的问题。我每年读海量的小说，读得有些麻木了。但这个问题仍然能把我难倒。

　　这确实是很难三言两语就说清楚的问题。要判断一只水果的好坏，只要把它放进嘴巴品尝；要知道一件衣料的优劣，最好放在手掌里摩挲。但小说不能用声、色、味、触、觉这种方式来判断，更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学方程式。

　　不过，语言是小说的皮毛，小说好不好，还要看语言的运用。

　　据说有人请教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怎么才能懂得一件黄花梨家具的好呢？王世襄先生说，你在黄花梨家具堆里摸上三天，就懂了。

　　小说很难说一二三条标准来判断优劣，说标准的大多是冬烘先生：如小说“要写底层”，要“贴着地面飞行”。什么叫做写底层？你是高层，心怀悲悯来关心底层？或者你是底层，自怜自爱万般婉约？又如何“贴着地面飞行”？不怕飞得过低，一脑袋撞墙上么？还有人说要“写生活”“写现实”，我不禁要问：谁的生活？何种现实？

　　当今的小说大多脱不了上述的所谓“现实”、“生活”的框框，仿佛是被制造框框的魔法师诅咒了。作家更应该深入地研究何为“现实”、什么是“生活”，而不能只对发生在地面上的某些声响奉若大事。社会上发生什么，小说里就写什么，这样，本来丰富、立体的世界，就被简单粗暴地压扁为“物质现实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