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小金库达三千万银两 最后不知所终

　　“小金库”在清代官场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地方政府乃至于皇宫大内几乎都有“小金库” 。那些“小金库”给部分特权人士联络、办事提供了方便，满足了他们的私欲，但却导致了国家财产的流失，滋生了众多腐败，且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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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很公开

　　清代地方官都有正俸和养廉银。而他们的“小金库”多寡则视官员权限、搜刮能力而定，少的数千两，如知县一级。

　　“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于皆官所自得。”(《清稗类钞》)从这里看出，光“牛羊税”一项，涞水县令便有529两银子纳入本县“小金库”。“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这项“驿站费”，知县又可得到3000两左右银子。同时，县里还有税契每年也进账几千两银子。如此算来，一个知县的“小金库”最少能有大几千两银子。

　　《清稗类钞》又补充记载：“直隶州县，多恃骡马税……计南宫一县，外收至三四万，而交官不及半，至报部不过数百金而已。”这么一算，南宫县的“小金库”每年当在万两以上。

　　清代地方的藩司、粮道都有税收大权。他们的“小金库”就更可观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担任了当时有名的“肥缺”陕西督粮道。他一上任就发现前任方用仪在交卸之前，其家人提取、倒卖了粮库里的四千石麦子。但他毫无办法，只得贴补上亏空了的四千石麦子。不过，他是借债做盘缠从北京来陕西上任的，这补前任亏空的钱理所当然便是从其陕西督粮道的“小金库”里支取。而据张集馨记述，当时陕西督粮道的“小金库”一年是三四十万两银子。除了请客、送礼、打点官场之外，其他的都落入陕西督粮道本人腰包，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作为清代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总督，“小金库”数额一般来说都在十多万两以上。两江总督堪称当时“封疆第一肥缺”，这“肥”就肥在它的“小金库”上。清人笔记《水窗春呓》中，有关于清代中期各地高官“油水”多寡的记载，说：“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这三十万两白银便是两江总督可以支配的“小金库”收入。

　　清代地方的总督、巡抚都有关税、盐务津贴，也就是“浮收”的关税、盐税，那也是“小金库”的最重要来源。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虽然不许下属给他送贵重礼物，但是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几个海关送的“公费”，按照当时官场规矩，他还是收的。

　　正如张集馨所说：“监司大员行同市井……余居是官，心每不安，虽非勒折，确是浮收。”所以，清朝地方官场都有“小金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清代俸禄的微薄、吏治的腐败、官员的贪婪、京官的索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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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淮军、北洋新军的“小金库”很有名

　　晚清的军队也有“小金库”。“淮军自始至终，每年皆发饷七关有半……先以解款不到而致欠饷，既到，不以发饷，遂积成巨款。”这笔巨款就成了典型的淮军“小金库”(《异辞录》)。

　　这个“小金库”一直供直隶总督李鸿章提用。李鸿章去世时，淮军“小金库”里还有五百余万两银子——这都是淮军士兵的卖命钱——这笔钱最后被“项城(袁世凯)用以扩充新军，至六镇之多”。

　　其实，在晚清军队中，各营军官几乎都在不同程度地苛扣士兵饷银入“小金库”。这也是当时清军缺乏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异辞录》记载，庆亲王奕劻掌权时，每年王府开销要三十余万银子，亲王俸禄远远不够，怎么办？“邸(庆王府)中用度不足，咸知取诸北洋，然究于何项开支，何人过付，无人能测也。”其实这笔钱就来自于北洋新军的“小金库”。北洋新军继承了淮军传统，“(新军)六镇每月皆有截旷之饷不下三四万”，皆进了北洋新军的“小金库”。而且袁世凯还用活了这个“小金库”，每年都不动声色地进献给庆亲王三四十万两银子！说到这，您或许豁然开朗，明白为什么庆亲王那么重用、提拔袁世凯了。

　　当袁世凯被迫交出四镇新军的管辖权给陆军部由铁良掌管，他也弄了“小金库”，并且也从“小金库”里提取巨款进贡给大权在握的庆亲王。于是，铁良的地位也迅速得以提高并巩固。

　　这或许就是晚清很多官吏都爱“小金库”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袁世凯1903年至1908年期间控制着大清招商局，按照他拟定的《整顿局务九条》，规定北洋大臣对招商局的外事、财务等各项事务有直接的、绝对的控制权，尤其财务他更是一把抓。“动支款项在一万元以上者，须禀请本大臣核准方可开支”。实际上，他是把招商局也变成了北洋新军集团的“小金库”。据盛宣怀记述，在袁世凯控制招商局期间“北洋提去用款每年数十万”。(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