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少时曾想"刺杀救国" 自学化学为配毒药
1894年6月，正当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焦头烂额的李鸿章收到了一篇洋洋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书》。书中列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大纲领，“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这份上书由李鸿章亲信幕僚盛宣怀转呈，还有当世名流郑观应、王韬等人的推荐。上书人则在天津等待着面见李鸿章的机会，以“一白其胸中之素蕴”。
战争已经火烧眉毛了，李鸿章没心情听人讲这些“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也没工夫召见一个28岁籍籍无名的医生。据说，李鸿章让手下人给了他一本护照，打发他去国外考察农业。
李鸿章如果泉下有知，获悉此后十七年大清国的命运，一定会后悔自己当初的“轻慢”——《上李傅相书》的作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果真出国了，却不是考察农业。1894年底，他在夏威夷檀香山筹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翌年2月，兴中会在香港成立，随即准备在10月发动广州起义。由于事机不秘，起义未及发动即遭镇压。孙中山东渡日本。
此后16年，孙中山一直在异国他乡继续着他的革命事业，领导了10次未获成功的起义，直到1911年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
孙中山年少时就自命“洪秀全第二”，读书时与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自称“四大寇”，早有“造反之志”。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目标，据其自称是在甲午战争十年前：“余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对照之下，甲午战争前夕给李鸿章上书，满腔热情地“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似乎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其实，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后，孙中山救国救民的理想始终有着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两种选择。他更倾向于前者。
正是甲午战争，让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明确起来。
甲午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上书李鸿章未果的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第二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签约之年，“公车上书”，康有为爆得大名，进入仕途，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孙中山则策划了在广州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有着改良和革命两个前进的路径。改良触礁碰壁，此路不通；革命披荆斩棘，找到出路。
甲午一战，中国国运坠至谷底，却也由此唤醒了千年大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开始探索。寻路，贯穿了120年来的中国历史。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君主立宪到三民主义，一次次地探索，一次次地抗争，一次次地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找到了革命的出路，却远没有完成革命的目标。此后数十年，中华民族继续着革命的主题，直到建立起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国家。
历经百多年的艰辛探索，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通往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终于走到了最接近伟大复兴目标的历史坐标点上。两个甲子过去，沧海桑田，中国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民族之气昂扬奋进，与120年前决然两途。
刺客列传
政治暗杀，是清末至民国的一大社会风景。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遗著《暗杀时代》里这样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起义屡战屡败，革命频频受挫，前途未卜的形势下，越来越多激进的革命者选择了暗杀的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年至1911年的11年间，革命党付诸实施的暗杀活动就不下20次，远远超过他们组织的起义次数。
被列入刺杀目标的，上至慈禧太后，下至总督、巡抚，不一而足。但是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众多的刺杀事件中，成功案例其实不多，仅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少数几次。
刺杀未果却又得到了最大政治利益的，要数汪精卫。1910年，汪精卫来到北京，准备安放炸药，炸死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结果事泄被捕。狱中，汪精卫写下了壮怀激烈的诗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间成了万众敬仰的英雄，连清廷也有意拉拢，没有将其杀害。
以今日眼光视之，政治暗杀绝不是革命正道，即便对这些慷慨的刺客报以同情，其刺杀之举也不该被提倡。但在清末，这些蜂起的刺客却大壮革命声势。有志于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很多人都曾准备加入刺客的行列。比如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蔡元培年轻时相信刺杀救国，自学化学，每天配置毒药和炸药，还专门教了许多爱好化学的女学生，因为他认为女性用毒药刺杀会更容易成功。
另一个未能付诸实施的刺客是时年20岁的陈独秀，他参与策划了吴樾刺杀五大臣。据说，两人还为究竟谁去刺杀而争执扭打。精疲力尽之后，吴樾说：“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做易水之别。
吴樾与陈独秀是不是有过这番谈话，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吴樾的牺牲和刺杀五大臣活动的失败，确实使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进行方式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他开始放弃暗杀这一革命方式，转而寻求以实际行动来唤醒国人的革命意识。
立宪幻想破灭
1911年5月，清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看上去，清廷实行君主立宪迈出了实质性步骤，此事本来意义非凡，然而它犹如一盆凉水，劈头盖脸浇在了立宪派头上。
在当时大清国激烈紧张的社会矛盾下，立宪派可能是除了当权者外，唯一一群仍希望维持清廷存在的人。在举国上下的立宪风潮压力下，摄政王载沣宣布推出新的责任内阁，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这样的内阁成员名单意味着，本该限制君权的责任内阁，反而成为君权的延伸。
就阁员个人素质而言，这些皇族成员多为骄奢淫逸不知世务者。时人论道：“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贪污不堪，与其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时人比之为严嵩父子”。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亲兄弟，“均不过二十多岁，政治学识，两不称职”。但载沣却“以载洵管海军，载涛总参（(军咨府)）及禁卫军”，让他们掌握军事大权，这种做法“不仅为当时汉官所反对，即属满人，亦多侧目”。
人们由此相信，清朝之所谓立宪，不过是个幌子、是个骗局，冥顽不灵的清廷已不值得信任，弄虚作假的宪政已不值得期待。就这样，君主立宪尚未诞生，却在民意中永远死去。
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诸侯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大都乐观其成。没有立宪派和地方官们的支持或默认，各省纷纷“独立”的革命形势原本是不可想像的。
外起义内逼宫，新军为清廷掘墓
1911年10月10日，驻防武昌的湖北新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紧接着，起义像传染病一样在新军中迅速蔓延。22日，长沙新军起义；陕西新军起义。23日，九江新军起义。29日，太原新军起义；30日，昆明新军起义……
至11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四十一天的时候，关内十八行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和山东四省继续效忠朝廷，另外十四省均先后宣告独立。
清政府花了无数银子建立起来的新军，要动手埋葬大清国了。
清末新军的创建，缘起于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后，清军节节败退，不堪一击。军事体制的落后有了切肤之痛，清政府在1895年派袁世凯赴天津小站练兵，督练“新建陆军”，即新军。新军聘请德国教官，采取近代德国陆军制度，全部采用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很快成为清军中最强大的力量。
至武昌首义，清廷训练的新军已编成十三镇。北洋军为中央军，占了六镇。各省新军为地方军，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就属于地方军系统。
新军起义，在清廷看来无异于统治根基动摇。清政府马上调遣新军最强大、精锐的北洋军前往武昌镇压。但这时清廷发现，唯一能够指望的北洋军根本不接受他们指挥。
万般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得重新起用北洋军真正的主人袁世凯。
袁世凯督师之后，北洋军很快攻下汉口、汉阳，随即停止了进攻，养敌自重。这之后，袁世凯对革命党和清廷分别上演了逼宫大戏。战与和，都是袁世凯手中的棋子。他翻云覆雨，成为这场革命的最大赢家。
1912年1月16日，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袁世凯向清朝的孤儿寡母提出退位要求。他只稍微提及法兰西革命，隆裕就被“吓昏”了：“再不同意共和，不同意逊位，恐日后我大清宗室皇族，荡然无存。”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中国帝制历史告终。
甲午旧人重逢武昌
武昌起义发生后，大清水师提督萨镇冰奉命率舰队前往镇压，比陆上的北洋军还早到了两天。然而，这支重建的清朝水师，将士多受革命思潮影响，对镇压起义出工不出力，开炮多数故意打偏。当时，英国驻汉口领事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就明白写道：“水师提督萨镇冰所统之舰队，自始至今对于清军行为殊淡漠。”
刚刚被革命党人拥立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对江面上的清军水师焦急万状，赶紧给萨镇冰写了封信，口称“夫子大人”，表示革命的目标在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劝说老师反正：“洪之所以能明此大义，一系吾师平日训诲之功，此次武昌之举，洪已审定确实，非他项革命可比……”
黎元洪称萨镇冰为老师，并非客套。1884年，黎元洪考取天津水师学堂，而萨镇冰是第一届去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两人确有师生之谊。
甲午战争时，负责北洋水师训练的萨镇冰，奉命率军驻守日岛炮台，与日军血战十一天。期间，其夫人闻萨镇冰患病，赶到阵前探望，却被萨镇冰派人阻在营外：“此地非同寻常，今日非同寻常，告她当我已死，令其速回。”
甲午战败，清廷将罪责归咎于海陆官兵，萨镇冰等未殉职的海军将领被悉数革职。1899年，清政府决定重整海军，起用萨镇冰为北洋水师的帮统领总兵衔。随后萨镇冰一路高升，最终被提拔为水师提督。
黎元洪是广东水师“广甲”舰二管轮，参加了甲午黄海大战。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广甲”号逃跑途中搁浅，黎元洪跳海逃生，后被一位渔民救起。从此，黎元洪脱离海军，转投张之洞门下，筹练新军，一路升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发动武昌起义的，正是其属下的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
阅信之后，萨镇冰沉默良久，说：“黎原是海军中人。”两位经历过甲午战争的海军旧人，在武昌又有了一次人生交集。
萨镇冰给黎元洪亲笔回信：“彼此心照，各尽其职。”黎元洪看后心下大宽：“语虽双关，但无恶意。”
萨镇冰的部属赞成革命的不少，舰队官兵向他提出举义的要求。萨镇冰不愿叛清，又不忍镇压革命党。11月11日，萨镇冰乘坐“江贞”号炮艇挂职而去。他用灯语示知水师各舰：“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船艇好自为之。”
第二天，大清水师各舰扯下了龙旗，炮口转向清军。
专家解析
甲午海战，
假如中国胜了……
程美东
甲午之痛让中国人久久挥之不去。虽然时间过去了120年，但甲午战败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和悔恨依然充满着很多中国人的心头。120年过去，我们撇开刻骨铭心的怨与恨，而加以冷静地假设：若是甲午海战中国胜利了，中国会怎样？
我想就这样的假设展开思想的翅膀，遨游到历史的星空当中。
假如甲午海战（主要是黄海大战）中国得胜，中国会乘胜追击、直捣日本本土吗？大清政府不会，大清的军队也没有这个能力——不仅海军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敌日本，陆军更是不堪一击。如果陆军强大的话，黄海大战后海军躲在刘公岛就不会腹背受敌而全军覆没了。如此，甲午海战若能胜利，中国最多获得自卫战争的局部胜利，自己无法得到一般国家战争胜利后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如此，这场战争至多如前十年的中法战争一样，不败而败，最多只是一个面子的胜利！
假如甲午海战中国胜利了，满清朝野上下，必然弹冠相庆，一片赞歌，骤然间太平盛世之幻象必在诸多官僚士绅及一般人心中冉冉升起，圣君贤臣的阿谀之词便漫天飞舞……
假如甲午海战中国胜利了，光绪帝能踌躇满志、居安思危、乘机大行变革之事么？可能性极小，我以为戊戌变法断断不会产生。最大的可能性是慈禧皇太后所临御的30多年被马屁精们视为最为英明伟大的30年……
假如甲午海战中国胜利了，西方也许能高看一眼中国，中国兴许能争得一点平等的待遇。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大清政府在盲目的自我膨胀中，不知深浅地以强硬的姿势来对待西方世界，义和团运动兴许能提前到来……
假如甲午海战中国胜利了，最大的可能性是清政府可能苟延残喘数十年，中国将会更加缓慢地爬行在现代化的轨道上。甲午战败惊醒了中国人，意识到学习西方是根本之图——甲午战前，孙中山还上书李鸿章，甲午战败使得孙中山觉得等不及了，认为改良不行，只能革命；甲午战前，中国文人还沉浸在词句文章的科举考试当中，甲午战败后，张謇弃状元之可能的仕途而经营实业，蔡元培离翰林院而事教育，梁启超弃进士考试而事维新……这些上流社会的文人在甲午战败后成批地从传统的政治、文化中转变过来，使得清政府失去了精英阶层的强固的支持，加速了清政府的覆亡。
前面讲了这么多有关甲午战胜的假设，其结局基本是负面的，如此言论可能为有些人所误解，以为为日本侵略中国唱好。若有如此想法，实在冤枉本人。我之本意实在简单：我们不能对于甲午战败简单停留在怨与恨的层次，而是要时时用警醒的态度来省察其中的原因，并且循此而超前设计我们的现代化发展，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不再经历此等奇耻大辱。不忘国耻是正确的，但不能将其化为愤青式的民粹，不能将其激变为漫天无效的空谈，而是要内化为前进的动力和时时不断的鞭策警醒。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本报记者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