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与尚武:清末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对决

18.09.2015  19:45

魏源的《海国图志》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却成为日本的畅销书。

  作者:雪珥

  一个“日奸”的启示

  1863年5月10日傍晚,马关海峡。

  日本长州藩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向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发起突然进攻,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日本长期的锁国政策,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最终失败,“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自己又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自己并不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