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江：让市场成为杰出人才培养的检验器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微博）物理系教授朱邦芬认为，急功近利的社会大环境、缺少世界一流导师、科学传统积累不够，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确切地说，“一流人才主要不是在课堂上教出来的，关键要为这些人的脱颖而出提供好的环境，使一流人才容易‘冒出来’。”朱邦芬说。（2月25日《人民日报》）

　　培养杰出人才、鼓励“冒尖”是钱学森先生对人才资源体制改革的一种期待。杰出人才能否培养出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在于杰出人才、冒尖人才能否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出口问题解决了，人们才会愿意成为杰出人才，才会敢于“冒尖”。

　　对于国家“拔尖计划”培养杰出人才的效果我并不担心。教育说到底也是一种服务，个性化教育也属于个性化服务，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趋势。为国家储备杰出人才计，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突击培养具备成长潜力的少年精英开展个性化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前提是如何识别少年们究竟有，还是没有培养潜力，这一点不解决，便会影响后面的培养效果。“一流人才主要不是在课堂上教出来的。”这话听起来有几分道理，并且有美国的培养模式作支撑，但笔者并不主张将这种观点绝对化。毕竟当前中国的问题还是大众化教育，美国的那一套未必完全适合中国。可以借鉴其有益经验，但不能完全照搬他们的做法。

　　与构建杰出人才培养模式相比，我更关心的是杰出人才能否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不仅仅不鼓励“冒尖”，并且是打压“冒尖”。论资排辈、去和趋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很多专才、偏才并不具备健康发展的环境，也很难有用武之地。事实上，“官本位”思想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行为，比如有些人即便具备成为杰出人才的潜力，但社会上往往视“专门人才”为搞业务的，那么搞业务的往往不如搞行政的吃香，搞业务的更多地专注于业务工作，疏于人际交往、待人接物，所以，“业务性”人才在很多人眼里“有个性、不合群”，其社会地位是比不上领导型人才的，所以人们宁愿去从政，不愿成为杰出人才。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国家的很多针对专业人才的优惠政策，不是没落实，很多好的学习、培训、交流机会，科研拨款往往是领导干部优先，专业人才靠边站，这样的话专业人才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再者，中国人主张循规蹈矩，反对标新立异惯了，对于那些“不太听话、有怪想法”的人才苗子是存在歧视的，这样的文化背景也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古代的中国科技创新长期领跑世界，四大发明更是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这说明中国人并不是劣等民族。中国的落后是在明清之际开始，其中思想上的禁锢和束缚根深蒂固，至今这种负面影响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成才观。

　　中央提倡“多样化”人才观、个性化教育，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人才观，但这还远远不够。观念要转变，更重要的是用人体制也要转变，要给业务型人才相应的社会地位，不但要鼓励多样化成才，还要研究多样化的使用人才，在人力资源配置上真正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而不是让权力来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