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上海妓女改造:到新疆当兵团战士媳妇

13.02.2014  17:11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西上天山的女兵中,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有人轻轻哼唱《南泥湾》。这是上海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后,她们到了劳动教养所后学唱的。她们从这首歌知道了解放军。知道了三五九旅,她们充满理想地去追赶这支队伍,她们去参军。

  参军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她们不敢相信,怕不够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刚从血污中爬出来的女性眼里,是崇高的大山!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对她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

  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姐妹们写了1000多份决心书,920个姐妹被批准了。

  再见了,上海……一双双望着窗外的眼睛,藏着多少人世苦难,人生隐痛,灵魂追求……

  上海妓女入疆改造 5年后有人做了母亲

  娼妓改造的困难和复杂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妓女,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种种劣习。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正因为对娼妓改造的客观认识,上海解放之初还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经过充分准备,直到上海解放两年多后,才于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周密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人道主义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收容妓女,急需治疗性病,特效药盘尼西林我国当时不能生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只有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而需求量却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7500多名妓女。为了救治妓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脱离旧的生存环境,去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立业安家,是最理想的结局。她们来了,来到天山南北的大荒原。

  一定有劳其筋骨的艰难过程,一定有人格尊严的复苏升华。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她们只是泄欲的工具,人格尊严被剥得一丝不剩,到了新疆,大漠虽苍凉,长天也湛蓝,高天阔地里,她们是有才华的上海姑娘。

  那个教唱“南泥湾”的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上海滩岂是一个卖唱歌女的存身之处?只有下水一条路。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

  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上海“舞皇后”新疆归来的最后时光

  上海青浦县的一间小阁楼,已被岁月刷成了灰白色,小阁楼就有了太多的沉积。小阁楼的亭子间里,住着一位叫金月华的女人,她从大西北的兵团农场退休后,回到了青浦老家。她将在出生落地的老屋,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她孤身一人,没有子女。上海的冬日里,阳光是她盼望的亲人。

  生活在小小亭子间的金月华,心里拥有的世界要辽阔得多,那是她生活过30多年的农场。农场在闪着银光的博格达峰下,农场有大片的棉田和麦田,有驰名中外的瓜果之王——“金皇后”甜瓜,这是天山雪水和塞外骄阳对日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者的怜悯,“金黄后”给辛苦劳作的农场人带来日渐丰厚的收入。

  “金皇后”这个瓜名,总让金月华联想起一段往事,想起“舞皇后”红遍上海滩和香港的当年。“香港的报纸,一大张一大张登我的照片哟。”金月华忆说这些时,全然是过来人的神情。人生的经历,无论荣耀还是磨难,都不会忘怀。

  金月华人生的多半时光是在雪山下的农场里。

  忽然有一天,农场收到金月华寄自上海青浦县的1200元人民币。她在一封短短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农场的战友和老姐妹都知道,曾经沧桑的金月华不富有,她的月退休工资只有40多元。今天的4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啊!

  青春美好的时光,生命健康的日子,都给了荒原和绿洲,除了每月40多元的退休工资,年老的金月华已经没有什么了。她把30多年躬耕荒原拓殖绿洲换来的养老金,积攒起来给了孩子们。

  人生付出的太多,就格外珍视过去了的时光。

  早春的阳光给人一种生命的召唤。阳光穿透了玻璃窗上的霜花,暖暖地照在白色的被单上。被单下的人鼻孔里插着输氧管,他顽强地借助阳光的召唤,在一个女人吃力的帮助下,挺靠在床头。女人清出他口腔里又黏又浓的痰液,仔细地帮他漱口,发自喉管的呼噜声消失了,他就胜利地喘息着。

  这时,她的眼光投向我。我有些不安。我分明感到,时光已经推得久远的岁月,因我的突然来访,敏感地拉近了。她却很坦然。

  农场初春的路泥泞不堪。太阳的直射下,地气蒸腾,庄稼人的春天又开始了。

  她个儿不高,差不多一米五吧。戴着自己织的毛线帽,紫红色的。自己做的黑条绒布鞋。整齐、利落。已被同化得满口侉子腔,难寻几句软调的吴越乡音。

  到新疆一年多后,1957年的正月初一,她和老李结婚了。那天的每个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那天的雪很厚,月亮很明亮。新房是浇水班的小伙子们腾出的地窝子,墙粉刷得雪白,一股清新的石灰味儿,墙上贴满了连队的兄弟姐妹送的年画,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人亲。没有红蜡烛,挂着一盏连队的大汽灯。土坯垒了一张像模像样的桌子,还有红柳绑扎的一张结结实实的大床。新房没有门,只挂着一条厚厚的棉门帘。新房里最贵重的是她从上海带来的一只小箱子。那个年月,结婚可是希罕的大事,全连的人都来了,闹新房,满地里嚷嚷,今黑里海山和菊英配对呀!欢喜得不得了。房子里闹不够,又在地窝子前边的场子上堆了几个大雪人,还一个雪人贴一个红纸剪的“”字。

  她不是那么乐意找老李,新郎倌38岁了,她才只有22岁。她也怕人再提过去的那些事,想一个人清静一辈子。缘分是连队食堂打饭的窗口。老李是炊事班长,每次轮到她,老李手中打菜的勺就要抖三抖,她碗里的瘦肉就多几片。老李的眼神盯得她脸红,不敢抬头。这种心思,最惹人眼厂,老李没抖几次,“抖三抖”就叫开了,没人再叫他的名姓,往后叫成了“三抖”。见面就开玩笑,就起哄,她就等最后去打饭。哄哄得像真有这事一样,指导员正儿八经地谈话,夸老李,讲大道理。连长也连哄带劝地做工作。连长老婆一口一个大妹子,说,老李除了年龄大几岁,再没有好挑的地方了,年龄大点怕啥呀,年龄大知道疼人,连长老婆是河南人,能把死人说话的一张嘴。

  她就想着老李的眼神,只有心里有了你,才有这种眼神呀!老李也是个苦命人,14岁就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伙夫,到共产党的部队还做饭,苦命人才护着苦命人。她给连长老婆说“谈谈看”的第二天,指导员就让人打好了结婚报告,就签字批准,就让浇水排一个班的小伙子腾房子,就闹新房,就有了儿女。她和老李有两儿两女,都已长大成人,最小的女儿也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了,在乌鲁木齐工作。

  我认识了她的长子新川。新川在农场一个连队做政工工作,新川的脸型像父亲,有一双母亲的眼睛,大、亮。一个很精干的小伙子。只在张嘴笑时,就露出了这个农场特有的氟斑牙。农场所在地的地下水,氟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上百倍,明知有害的水喝了三四十年,就有百分之百氟斑牙的第二代。

  新川的眼神告诉我,他很敏感我的来意,却和母亲一样敞亮地接近我。我从新川的眼神里也读到了母亲的自豪。智者哲人凡夫俗子在谈论自己的父母时,都不能不慎重,且很难找到准确的概括性语汇,只有和母亲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里,那些时时所现的细节和清晰的场景:

  新川口述:

  妈可疼我们了,下班回来没进家门就叫,我的小宝宝,我的小宝宝,亲亲这个,又抱抱那个,我们上中学了,她还这样。

  你知道,农场烧煤没几年,前些年全烧柴,做饭,冬天烤火。去西戈壁打梭梭,红柳,一个暑假要挑断三四根扁担。母亲一见断了的扁担,眼泪就往下流,嘴里不停地说,不让你挑这么多,你这孩子就是不听。她常把扁担藏起来,大中午不休息,自己去背。她只有一米五多,那么一大捆柴,都快擦着地了,我一边托着柴禾解开妈肩上绳于,一边哭,妈的肩膀都勒出血来了。我去挑柴,除了家里穷,买不起煤,还想去大渠里洗澡,她不知道。

  她最操心我们上学,家里再难再苦,都要我们上学,妈没文化。我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想到家里的困难,想减轻爸妈的负担,偷偷报名工作。班主任老师一直对我很好,说我是个读书的料,就告诉了妈。妈当时就对老师说,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再穷再苦也要孩子上学,妈哭得很伤心。当着老师的面,我也流泪了。妈说,小时候站在弄堂口看见别人家的小人背个书包去上学,我就哭,妈想上上不成,命都差点没有了。妈常对我们说,学了文化,就知书达理了。

  小妹第一年高考没上线。这些年,农场有水平的老师都走光了,第二年上线,不知为啥没有录取。她还想学,又不忍心看着爸妈辛苦,不想再花家里的钱!妈鼓励她再考,妈说只要你有心学,就学,妈再累再苦也高兴。妈边做针线边陪着她,天天如此。小妹这年考上了东北财经大学。

  我没少挨妈的打,真打。农场的半大孩子,没有不偷瓜的。老爹种瓜,我们偷瓜,夜里悄悄溜出家,两个人放风,两个人去瓜地背瓜。都说好了暗号,巴掌拍一下是一切正常,拍三下来人了,瓜背到玉米地深处,挖个坑用玉米秆子盖起来,吃完?,瓜地刚浇过水,只穿个裤衩子,浑身滚得尽是泥。这次,妈不知咋知道了,早在家里等着,洗衣板放在屋子中间,一把榆树条子在旁边,没啥说的,跪吧,两三根榆树条子拧在一起,像牛皮带一样,这次可打惨了,一星期屁股不能坐凳子。打一下我叫一“妈!”妈不理我,边打边流泪。打得榆树条子没有了,我也哭不出声了,妈才住手。从这次后,我再没偷过瓜。

  农场的孩子,小时候没啥玩的,都打“三角”。用牛皮纸叠的三角,硬梆、耐玩,最好。都找装化肥的袋子,那时的化肥,还不是塑料袋装,是几层牛皮纸的袋子。连队的仓库有一堆化肥,吃过晚饭天黑以后,我们爬到库房顶上,把库房的烟囱扒了,用绳子放下去两个人,库房的化肥袋折个光,化肥倒了一屋子。第二天上午就抓住了我们几个,从菜窖里找到了一堆化肥袋子。学校决定开除我们,老师说情也不行。妈气坏了,用针刺我手,妈哭着说,你咋这么不争气呀,做人要让人看得起呀,妈哭我也哭。妈去求学校,不要开除我,怎么处理都行,妈给校长保证说,新川再出一点事,她也没脸再找学校了。老师过后说我,就是为了妈妈,也不能再调皮了。我就想,妈去学校时,一定是很难为情的。

  我们家生活很苦,但是家里干净整洁是连里出了名的。那些年连队根本没有休息天,妈总是吃过晚饭去自流井洗衣服。

  到了冬天多冷的天,我去帮妈端衣服,看见妈冻得红红的手握不住,忍不住偷偷流泪。我爸说妈,衣服穿不烂也叫你洗烂了。妈就说,破衣服洗干净补好不丢人,新衣服脏兮兮的也丢人。家里的事,我爸从不管,他当了一辈子火头军,在家没做过几顿饭。妈很照顾爸,农场直到80年代初,细粮还很少,家里的细粮,有点好吃的,先是我爸后是我们,妈不吃。

  我家一直在连队,农活一年到头没闲着的时候,我妈干活慢,慢在太细,从不偷工减料,她定的苗,拾的棉花,从不检查。她又不愿落人后,就早出工晚收工。一到春天,就没和妈一起吃过早饭。

  我和新川一起去医院。从连队的家到医院有两三公里路。泥泞的路面在落日的余辉里又冻得结实。新川告诉我,他母亲每星期总要回家给父亲做些好吃的改善一下,顺便把父亲一星期的脏衣服洗干净,她不让别人干,走着来走着去。新川的父亲是肺心病,春秋两季稍不留意就有事。好多年了,春节前又犯病时,父亲交待他们兄弟,他已经76岁,他走了后,什么牵挂都没有,就是要他们兄弟孝顺母亲。父亲说:你们的妈,这辈子可是不容易,你们要不孝敬你们的妈,阎王老爷也不会答应。

  我小心地问新川,他母亲进疆后回过上海没有。新川告诉我,他母亲很善良,母亲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她很小就送人了,母亲的养父去世时,来过电报,当时他们兄妹初中的初中,高中的高中,母亲想回上海给养父送终,家里又拿不出钱,躲着人掉泪。

  新川的母亲正给父亲喂稀饭。父亲的氧气管也拔了,气色比上午好。新川的母亲慌着搬凳,顺手拿起床下铁丝上的一块抹布擦了凳面,窗上的玻璃又结了好看的霜花。灯光虽暗些,却也柔和。灯影里,桔红的霜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数十年前月亮地里的场子,场子上那些贴着“”字的大雪人。(来源:中安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