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李鸿章主持广东打黑:就地正法五万

15.09.2015  22:05

  李鸿章

  作者:雪珥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广东。

  这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到任后的第一把火,也是在他短暂的任职期间内唯一的一把火。他动用了陆军、海军以及民兵(乡勇),高密度、大兵力出击,重拳打击广东各地十分猖獗的黑恶势力,并且从中央要到了特殊政策——“就地正法”的杀人权。一时之间,广东各地城墙上、要道旁,纷纷悬挂起血淋淋的首级。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记载:人们告诉他,李鸿章在广东处决的“盗匪”,多达五六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人。

  究竟是什么,令这位已经77岁的风云人物,如此大开杀戒?

  复出

  李鸿章在政治冷宫中,足足憋了4年。

  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起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实权被剥夺殆尽。

  戊戌政变之后,与后来主流史家们所描绘的不同,除了操切的人事体制改革之外,一切改革并没有停下来。重新回到舵手岗位的慈禧太后,要面对的依然是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建设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提高财政收入。要应对沉重的对外赔款、要养活日益膨胀的官僚队伍、要进行成本不菲的各项改革、要维持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光靠钱是不行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这是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位当家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1899年11月24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圣旨,任命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

  这一任命,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解冻开始了。

  12月1日,新任商务大臣李鸿章陛见。他向太后和皇帝表示,自己将先对天津的商务进行考察,估计需两个月,春节之后再到烟台、青岛、上海等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考察——此时,离春节正好还有两个月。

  此时的通商大埠广东,并不安宁。

  法国人终于得到了广州湾(今湛江)这个“势力范围”,开始圈地划界,频繁地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遂溪的民众甚至在官员带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乱。同时,英国商轮在广东水面、尤其是西江上不断被劫。劫匪都是当地人,杀人越货时让洋大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国民待遇”,该杀照杀、该抢照抢。1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鉴于广东盗风甚炽、英轮数被劫掠,英国军队将自行打黑剿匪。广东这个外交纠纷的热点和难点再度困扰着北京。

  此时,中央从外交、财政等大局出发,必须换上一个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国的南大门。

  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为合适的了。

  于是李鸿章代理两广总督的任命,迅速宣布了。

  12月23日,《纽约时报》记者将写好的一篇报道交给了邮轮送回美国总部,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李鸿章掌权》,副标题则是“在太后的恩典下出任两广总督”。这篇报道简要回顾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的坎坷仕途,认为正是慈禧太后在一直为李鸿章保驾护航。而李鸿章刚得到的两广总督位子,看似光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不仅要面对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还要对付北京的政敌们(《纽约时报》1900年1月17日)。

  黑道

  李鸿章要在广东尽快站住脚,使“朝廷无南顾之忧”,必须解决一个棘手而迫切的问题:社会治安。

  “平安广东”已经在很长时间内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粤东盗甲天下”则是全国人民几乎家喻户晓的说法,也成为困扰广东历届官员的首要难题。

  张之洞在1885年担任两广总督时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粤东山海交错,民情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 岑春煊在1898年出任广东布政使,陛辞时光绪皇帝嘱咐他:“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

  媒体对广东治安的败坏,也是深恶痛绝。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

  自入清以来,广东长期活跃着号称“反清复明”的众多地下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帮会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了更为纯粹的黑道。粤海关在一份报告中也说:“这个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拥有无法无天的坏名声,而且自古以来一直是‘海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土匪出没的所在。

  打家劫舍的“盗匪”与帮派会党合流,成为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声势浩大。

  这些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等,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俨然成了“二政府”,令广东实际上处于黑白两道共管的局面。

  “黑道”盛行,不稼不穑,成为广东社会的巨大问题,民众不仅要供奉穿制服的政府,还要供奉这些不穿制服的“二政府”,这两种“政府”的界限也随着内忧外患频仍而不断模糊。

  以军警为例,为了应对列强入侵和维持社会稳定,广东与全国一样,不时需要招兵买马扩充军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军中,这虽然有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却令军纪更为败坏。士兵公然穿着军服入室劫掠的报道,也时常见诸于报端。

  而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往往在内忧外患略有好转后,就立即遣散新募的军队,却又难以妥善安置退伍军人。这些军人,无论之前出身黑道还是白道,此时面临着下岗,不少干脆带着武器加入了帮会。张之洞曾报告中央:“近年海防多事以来,各路投营遣撤之游勇,纷至沓来,纷纷勾结土匪,打单吓财,入村拦路,劫掠惨杀。”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匪患”,广东又不得不经常加强“警力”。

  要打黑,就牵涉到经费筹措的现实问题。治安之外,各项洋务改革举措,也都需要大笔经费,如何寻找新的财政税收增长点,就是每任广东督抚必须面对的难题。

  郭嵩焘在担任广东巡抚时,有一次例行抓赌,被抓的一个赌商斗胆提出,愿意缴纳高额罚款,代替受刑。这大大启发了郭嵩焘,之后,“以罚代禁”便成为广东治赌的土政策,罚款收入也成为地方财政新的增长点,皆大欢喜。

  1875年,新任广东巡抚张兆栋有点书生意气,宣布严禁赌博,结果导致广东的赌徒大量流入澳门,仅“闱姓”一项,澳葡当局每年就能获得30万两白银的税收,自此奠定了澳门博彩业的基础。但这种“利权”的流失,大大刺激了广东的爱国人士们。在他们的呼吁下,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得到了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著名的湘军将领彭玉麟的支持,说服中央同意放开“闱姓”赌博,公开招标,每6年为一个承包周期,承包费用高达440万元,相当于每年73万元,掀开了赌博合法化的红盖头。在出任封疆大吏前,张之洞以高唱道德高调而闻名,如今则被人嘲讽为:“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

  吊诡的是,赌博合法化虽然能为政府带来丰厚的“赌饷”,却也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广东的社会治安,陷入了“治乱缺钱——开赌增收——更为添乱”的怪圈。“捕务废弛”成为中央经常批评广东督抚、督抚们又经常拿来敲打下属官员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