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谈DNA检测考古：并不了解 无法置评

　　曹操家族的DNA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人质疑耗时耗力研究一个古人家族的DNA是否真有必要，但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不一定非得有其实用价值。无论哪一种言论，其实已经与此次研究本身开始远离。到底该如何看待此次复旦大学相关课题组的研究，或许应该回归到它的方法论本身。本版撰文/记者　窦昊

　 　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考古”

　　与此前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的挖掘广受质疑类似，复旦大学课题组宣布确定曹操家族DNA之后，社会上的质疑之声也是不绝于耳，更有网友称其“吃饱了撑的”。同时，河南省考古部门相关负责人认为，DNA鉴定引入考古的权威性还不被认可以及其“不了解不评价”的态度，无意中引导公众加重了对这项研究的意义质疑。

　　针对质疑，复旦大学研究团队的成员称，研究并确定曹操家族的DNA，是一个偶然的机遇。2005年，一项名为“国际基因地理人类迁徙研究计划”，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与IBM 公司联合发起。参与该项目的研究中心涉及中国、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计划用五年时间对全球各地的土著居民种群进行DNA 的采样及分析，试图用DNA传递出来的信息绘制现代人类的迁徙过程图。

　　复旦大学的人类遗传学实验室是参与此次项目的研究中心之一，其负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样本采集协调、分析测试等研究工作。2005年10月，该实验室的一个5人团队就曾远赴东南亚的老挝，对当地50多个民族人群进行现场采样调查，收集血样及各种体质数据。2009年，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发掘后，一直受到舆论和学术界的质疑。这时，复旦大学课题组手头的研究项目正“应时”，于是课题组的成员们着手尝试去寻找曹操的DNA用以最终辨别曹操墓的真伪提供佐证。

　　事实上，复旦大学的这一课题组是由该校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相关专家和学者联合组成。历史学在研究过程中提供参考与指导，人类学则更多地进行具体实践。比如，在寻找曹操的基因时，历史学能够指导出一个具体的方向：曹操家族的帝王传承使得其保留下来大量的家谱，容易追寻；其次，从宋朝以来，曹操的历史地位被贬低，争认其为祖先的人并不多，客观上保证了其“血统”的纯正性；第三，曹氏宗族的墓葬集中且保存较好，这就为可靠古DNA的取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由此，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完成了一次专业的“考古工作”，虽然最后并没有条件去检验“曹操墓”的真伪，但遗留下来的只是行政问题而已。

　 　新技术让更多悬案能够定论

　　过去，当古墓发掘之后，对于墓主人身份的认定，考古工作者更多地是依靠同时发掘的陪葬物品、残存文字、葬制规格等进行推断。一旦墓葬被严重破坏、缺乏文字史料等，就很难断定墓主人的身份。2009年，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墓发掘之后，学界内外对于其中出土的文物的真假、等级、文字等方面都提出了质疑。2013年，扬州称发现了隋炀帝陵墓，但由于出土器物稀少，同样也受到了质疑。

　　此次复旦大学用检测Y染色体的方法推断出曹操家族的DNA，无疑是为曹操墓的考古工作提供了有利的佐证，这也能够使得很多考古悬案成为科学的定论。但由于此前国内的考古工作很少引入这一技术，因此不少考古工作者对于新技术仍然持观望态度，河南省考古所副所长贾连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DNA鉴定古人是新兴的考古研究方法，但目前其权威性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完全认可。但后来贾连敏改称复旦大学做的是自然科学，他们“不了解不评价”。

　　与贾连敏的观点类似，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利用DNA技术考古，由于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他并不了解，也无法置评。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玉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上个世纪末，吉林大学的考古学系与生命科学学院就合作联合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考古DNA实验室，发展至今，其技术比较成熟。“利用检测DNA的技术进行考古，这是考古工作的手段之一，随着时代的进步，考古工作肯定会不断引入新的技术手段。但所有的技术都不能保证准确度一定是100%，必须与其它的技术方式相结合，才能推动考古工作的前进。”林玉海说。

　　“我们的工作能够证明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用DNA可以解答史前和历史上一些没能被解答的问题。这些研究的意义与历史、考古学一样，都可以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甚至‘我们会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问题。”复旦大学课题组成员、在读博士王传超说。

　 　发展着的考古新技术

　　中国的金石学可以被视为传统的考古学，其萌芽于东周时期，繁荣于宋代。其研究对象是商周青铜器和历代碑刻，其中“金”指青铜器，“石”指碑刻。因此，金石学基本上是依赖文字进行的一种研究，这同现代所讲的考古学有根本的区别。金石学主张通过古代器物的研究来探寻历代文物制度，达到正经补史的目的。清末，金石学受西方科学方法的启发，有些传统的金石学家开始尝试田野工作。但随着现代考古学从西方的传入，金石学被基本取代。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而中国人自己最早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则推迟到了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不久之后，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揭示，不仅出版了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而且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发展摸索出一条科学正规的道路。

　　现代考古学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虽然其在高校内的设立往往属于历史学内的二级学科，但实际上考古学非常仰赖跨学科的支持与分析，包括人类学、艺术史、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统计学、生物学、建筑学等都会与考古学进行交叉。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其与自然科学领域的联系愈发密切。就拿测定出土物品的年代来说，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测量C-14。据了解，放射性碳(C-14)产生于大气并被植物通过二氧化碳(C02)吸收，通过食物链而被动物或人吸收。一旦死亡，这种吸收就停止了。死亡之后，C-14的量以一定速率衰减，为每5730年减少一半，因此测量样品中剩余C-14的量，经过比对，可给出所测物品的年代。具体来说，就是将考古发掘出来的木炭等各种样品进行处理后燃烧，通过捕捉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制成用于测量的样品(化合物苯)，然后放入测量仪中测定并用计算机统计分析得出其年代。我国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使用这种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65年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

　　而此次检测曹操家族的DNA，则是通过在全国征集曹氏男性的静脉血样本，通过比对其Y 染色体完成的。从2009年即开始的采集工作，对象包括79个曹姓家族的280个男性和446个夏侯、操姓的男性，最终　的　样　本　总　量　超　过1000例。同时，经过对全国各地曹姓家谱的研究和筛选，锁定了8个曹操直系后代的族群。通过对这些人的　DNA 进行检测，发现上述8个族群中的6个其基因类型属于　O2*-M268，而这6支类型样本的祖先交汇点在1800至2000年前，这也正是曹操生活的年代。另一方面，通过确信的曹操叔祖父的牙齿中提取的DNA发现，其基因类型也属于　O2*-M268。正反两个方面的吻合说明了曹操家族的基因类型确定无疑。

　　从最初的金石学，到后来的碳十四测定，再到如今的DNA技术引入，考古工作的方法不断与时俱进，不仅丰富了考古的技术门类，更扩大了考古学所运用材料的范围。不久之后，有关考古工作的学术问题或许很难再演变成为全社会的舆论口水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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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测试有望催生历史人类学新学科

　　此次复旦课题组对曹操后代的追寻，第一次从基因层面验证了许多同姓人群在千百年前确实是一家。生命科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合作，将有助于更多历史谜团的揭开。“史学研究的终点往往是生命科学研究的起点，生命科学研究的结果又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证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说。

　　韩昇表示，这次的曹氏DNA 研究，是世界上第一次把遗传基因研究精确到家族，并且是在没有古人检测样本的情况下，根据对后人的研究，推测出古代家族的基因。在遗传学和历史学相关的理论、实验试剂以及研究方法方面，都有很多新的突破，对于相关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这次研究中，人类学介入到了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一种新的思路，我们在研究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时，可以引用别的学科的技术、方法和成果，跨学科进行合作，以解开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解答的谜团。

　　据了解，在该研究课题的基础上，一门由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参与的历史人类学新学科有望产生。新生的历史人类学试图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和历史文献研究的结合，重点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演变发展的脉络展开研究，逐渐呈现整个中华民族衍变融合历史，同时将继续破解传统研究无法解答的历史谜案。 (中新网江西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