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副厅级官员出书谈反腐 曾两次竞岗失败(图)

24.09.2014  20:57

  副厅级官员范松青在官场生涯快要结束时,像一座沉寂多年的火山,毫无预料地爆发了。

  先是去年1月28日,作为广州市政协委员,他提交了呼吁广州率先试行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又在媒体的追问下公布了个人财产。这一声响惊动了全国舆论。

  眼下,闹出不小动静的是他一部关于反腐的书,书名是直抒胸臆式的《我为反腐鼓与呼》。此书被他自豪地称为“鸿篇巨作”,共计130万字,分上中下三卷,足有4.8公斤重,从广州快递到深圳,至少20块钱快递费。

  为了这次出书,范松青自掏腰包,花了10多万块钱。因为主管家庭财政的老婆极力反对此事,范松青只好找亲友借钱,由此成了负债人。他将自己的著作定价为160元,不过他算了算,即使书全部卖出,也只能勉强维持成本。事实上,他没打算出一套畅销书,总共只印了2000册。

  对自己这部“巨作”,范松青显露出相当的自信。他在微博上挂出“中国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书”的消息,还说“为保证物有所值,使读者满意放心,作者承诺:购书者一个月之内,可无条件退书退款”。

  9月18日下午,坐在珠江边上的办公室里,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谈论着自己的新书,有种船到岸边、壮志已酬的感觉。他说:“这是中国反腐败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书,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前瞻性、史料性和可读性。

  对被舆论称为“官员财产公开第一官”的范松青来说,这部书展露了他和反腐更为深厚的渊源。在此之前,少有人知的是,他曾在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工作9年多。

  广州的这天傍晚,闷湿的热气逐渐消散。范松青驾驶着一辆黑色丰田凯美瑞,从广州市政协办公楼地下车库开出去。作为广州的一个副厅级官员,这是他享有的公务配车。他指了指驾驶盘上一个酷似老式BP机的黑色小盒子说:“这是北斗星定位系统,可以监控公车,周末用车会被查到。如果擅自开出广州,会立即反馈给各个部门。”从2009年开始,以这套车载电子监控系统为技术手段的公车管理办法在广州实行。

  在朋友眼里,这辆公务配车是范松青身份的象征,让人觉得他“混得还不错,至少有个配车”。不过,随着公车改革的全面启动,按照“中国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规定,范松青的配车明年很有可能会被取消。他对此已经有所准备,去年就申请了私家车“摇号”。

  从日常的点滴细节里,范松青感受到反腐工作正在以迅猛的姿态开展着。他办公室椅子后背的墙上,挂着一幅印着“”字的挂历,“是一位朋友送的,自己掏钱印的”。近两年,他再也没收到过单位印制的台历和挂历。

  几天前一次饭局上,广州某位副处级干部敏感得近乎有些“神经质”。席间,他捂着自己的手表,对别人说:“我知道你在看我的手表。我这是A货,卡地亚的,只值一千多。你知道,男人嘛,都喜欢手表。”其实,那个人的眼光从没落在他那只手表上。

  敏锐洞察时事的范松青深感,反腐形势已时不待人。他从去年广州两会后开始整理这部和反腐有关的书,花了20多个月,“够生两个孩子了”。

  他的《我为反腐鼓与呼》原计划在内地一家出版社出版,但书稿交给出版社半年后,“准生证”迟迟出不来。这位明年底就要退休的干部急坏了,“形势不等人,书出晚了,菜都凉了”。于是,他不惜再多花钱,“借道”香港书号。他说,这是“多快好省”地实现“出版梦”。

  从地下车库里钻出来,范松青驾驶的凯美瑞正好遇到堵得严严实实的车队。这个矮个子的湖南男人灵活地调转方向,抄起公园的一条近路,很快就把连成长龙的车流甩在身后。但是,在他看来,自己的官场晋升之路从没有捷径可走,反而缓慢曲折。

  1998年,从广州市委政研室调入市纪委、监察局的范松青4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作为副处级纪检监察员,他从事的还是政研工作,主要是写材料、研究论文和领导讲话,是个“笔杆子”。

  如今,头发稀疏的范松青回忆起那时的工作状态,“经常加班加点,挑灯夜战”。每到年底,别人忙着年货,他却在绞尽脑汁地写材料。有人叫他打牌,他说“要加班”。他的大学同学卢晓媚回忆说:“那时没见他当多大的官,却忙得很。”每次见面,他都是满脸倦容,卢笑话他“写得鼻青脸肿”。

  他在纪检岗位上的成果集结在130多万字的《我为反腐鼓与呼》里,大部分是他写的案件剖析、调研报告、研究论文和廉政演讲稿。而他作为新闻当事人,跟“官员财产公开”有关的报道则单独成篇。

  但他自感,在那段为反腐工作燃烧激情的岁月里,努力与回报不成正比。他经历了个人“最艰难”的一段官场生涯。

  他两次参加广州市监察局机关竞争上岗,但都失败了。

  他总结道,自己的性格难以让他在官场上“游刃有余”。广州市政协主席、时任广州市纪委书记苏志佳曾经评价他:“优点突出,毛病也容易看出。敬业、专注、耿直、是非分明、笔下生花;有点迂,与同事偶有争拗,有点傲、公开标榜水平最高。

  “迂和傲几乎意味着在仕途上很难进步。”他自称最不擅长处理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明显的例子是,因为“一点琐事”遭到上级领导指责后,他很不服气,在电话里和对方争吵,还一两年不理人家。

  他回忆起,昔日同事曾跟他说:“老范,你写的是大材料,我写的是小材料。”如今,人家发展得比他好。

  尽管本性难移,但体制还是塑造着他。他说:“写文章时,那些犀利的、有创新性的东西会被抹掉。久而久之,人有了惰性,也就尽量不去碰‘雷池’。

  一位老领导恰恰很看重范松青文章里的“火花”,但是每次都对他说“一定要替你把把关”。

  在机关工作30多年的范松青,觉得自己身上有“矛盾”的地方。在他的自我认同里,除了官员,还有“知识分子”。他在党校工作过,后来当过记者,还短暂地在高校教新闻学。一个知识分子的“想言”和官员的“组织纪律性”会在心里打架,让他感到“很纠结”。

  他总结自己的不足是“性格太急躁,说话爱放炮”。他会在工作场合提建议,“别人不敢说的,我来说。反正我已经给别人留下这种印象”。

  有时,他也反思,人在“体制内”待久了,会有些“分裂感”。有些官员,在场面上爱讲“空话、套话”,但在私底下说的又是另外一番话。他坦承,“自己也有点”。

  去年初,在完成自曝家产的“壮举”以后,熟悉范松青的人里,有人“还是有些意外”,也有人觉得“不奇怪”。他的一位朋友说,“老范虽然人比较直,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大胆”。也有人说,“每次聚会,他总爱说反腐的那些东西,我们就制止他。他自觉没趣,也就不说了”。

  关于那个带有官员“自我革命”色彩的财产公开提案,范松青坦承,“如果早十年,绝对不会提的。如今快要退休了,顾忌也就少了”。至少在去年那个“风口浪尖”的时刻,他还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反复解释“压力太大了”。

  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去年他女儿结婚,一桌酒席都没摆,“连兄弟姐妹都没请”。他私下说,“如果没那个事(公开财产),按照人之常情,肯定会办酒席。但现在还是低调些”。就出书这事,有人表示愿意给他赞助,他也没接受,“不能给人抓住小辫子”。为了配合他“站好最后一班岗”,朋友们也自觉不提“用他的车”。

  深谙新闻传播规律的范松青判断,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一定会引起关注,但没想到“会到这种程度,影响到全国,一下子把我推到风口浪尖”。

  他否认是要借此炒作和出名。他说,“我都快退休了,还要出名做什么?”他提到了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他自称是范仲淹的后人。

  无论是否被预料到,范松青在当地官场上也比较知名。几天前,他参加一个朋友饭局,一个不相识的人听说他是“范松青”,手里比划着“”,兴冲冲对他说:“你是不是出书了,还自己花了十万块钱?

  他被外界贴上“反腐斗士”的标签。去年,他被网友票选为“广东年度影响力人物”。和他一起获奖的还有恒大地产当家人许家印和救人牺牲的郑益龙等。

  突如其来的名声让范松青“后院起火了”。妻子经常和他吵架,总是跟身边的朋友抱怨他“尽干些蠢事”,对这次出书也很反对,“害怕得罪人”。

  在他的书里,披露了几件广州公职人员贪腐案件,是他根据办案人员的第一手材料所写,有的还是首次对外公布。他认为,这些很有史料价值,但家人担心“指名道姓的,会招别人不满”。

  这次,就连一直支持他的女儿,也站在反对的战线上。但范松青坚持要出这部书,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多年反腐工作的总结,或者也是一种“补偿”。他希望,“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他不顾家里纷飞的“战火”,以一己之力完成书稿的整理和校对,还亲自去盯书的排版。

  他还要给书的封面和封底挑选照片。自从成为新闻人物以后,记者给他拍了不少照片。有一次,他特意站在办公室一幅老虎画下面,拍了一张照片。

  这在他看来,有着显而易见的反腐寓意,“打老虎嘛”。曾经有人劝他别在办公室挂老虎画,“显得太霸气”。但如今,他觉得正合时宜。

  还有一张照片,对他个人来说,“也有一种寓意”。他将其用在《我为反腐鼓与呼》“卷三”的封底上。

  在这张照片里,范松青依靠在一扇玻璃窗边,双手攥着一本杂志。在玻璃的反射下,一左一右,一明一暗,出现两个“范松青”。(记者 陈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