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锋：计划生育政策不应被过度“捆绑”

　　3月3日，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最终被4个孩子的2.25万元“超生罚款”压垮，在当地小学开学报名当天割腕自杀。近些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执法”的现象并不罕见，在国内的某些地方，被捆绑的不单是义务教育，户籍管理、医保报销、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也包含在内。（5月14日《河南商报》）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国策，但在地方政府执法的过程中被过度“捆绑执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悲剧却让人产生质疑。无疑，“捆绑执法”是我们放大了计生政策的适用范围，也忽视了计生政策对其他法律的过度干预。因此我们可以说，把计生政策和其他政策“捆绑执法”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

　　首先，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执法”并没有法律依据，反而是对国家基本法律权威的损害。我们通常所说的“捆绑执法”，从法律的角度定义就是连环处罚行为，是指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利用公权力的优势，把行政相对人的前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然后作为后一执法行为的条件或处罚的原因而采取的具体行政行为。按照我国基本法律规定，中国公民自出生就享有受教育权，计生政策显然不能违背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倘若将其与入学挂钩，显然是“政策大于法律”的违法行为，自然站不住脚。

　　其次，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应该为地方政府的惰政提供庇护。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在很多地方政府眼中它就是一颗行政执法的“大树”，任何有难度的行政执法事务都可以借助这个大树而“乘凉”。行政执法工作讲究的是方法和技巧，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遵守相关规定，但把教育、医保等所有的工作都和计生政策挂上钩，以此来促成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无疑是地方政府的“惰政”和不作为。我们的国策不应为这些惰政行为提供庇护。

　　再次，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执法”，容易滋生腐败。在我国农业税取消之后，地方政府，尤其是乡级地方政府和干部由于缺乏有效的经济制衡手段，也没有相应的收入渠道，往往会打着计生政策的幌子无限放大他们的权力空间，从而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引发权力的腐败。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与流向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也不宜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