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最后岁月:建国后徐特立请辞

17.05.2014  09:29

  “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他们的晚年虽然大多受到“文革”的冲击,但信念依旧。

  徐特立自动申请免职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长的一位。6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称徐特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己的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因年老记忆力减退,他自动申请免职。但是,他仍关心国事——“大跃进”时不表赞成,“文革”开始后又忧心不已。1966年国庆节上天安门时,他守在电梯旁等毛泽东,想倾诉心中想法,可惜被突然出现的一群高呼“万岁”的人隔开。

  晚年徐特立还有个特点就是非常“”自己的妻子。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将妻子熊立诚接到北京,从此开始老年夫妻的团聚,家中有好菜他都要妻子先夹;家中钢丝床坏了一边,自己睡坏的一边妻子睡好的一边。熊立诚1960年去世后,徐特立把两人的合影一直带在身边。1968年徐特立去世,享年92岁。

  吴玉章骨折避过批斗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二,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受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一干就是17年。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次政治运动中,吴玉章敢于冒风险抵制错误,力所能及地保护一些同志。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吴玉章竭力主张在划“右派”中不要搞扩大化,反对在学生中划“右派”。“文革”中,吴玉章也遭到了打击迫害,但他还敢于到批斗郭影秋副校长的大会上去公开保护郭影秋。

  吴玉章在1966年10月底病倒了,病中听到的是“老走资派”、“黑线人物”的种种诬蔑。他住在北京东四六条的小院里,因无人照顾而跌成腿骨骨折。也许是因祸得福吧!当中国人民大学内的造反派头头想把他揪回人大批斗以彻底清算17年教育黑路线时,国务院通知造反派说他骨折,这才免过了一场灾祸。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吴玉章患肺炎经抢救无效逝世。

  谢觉哉亲审批复免出“冤死鬼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谢觉哉已过66岁,将近古稀之年,担任内务部长。1957年,谢老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担心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曾亲自写报告给党中央和国务院,请求免去任职8年的内务部长职务,但没有被批准。

  1959年5月,谢觉哉受命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在人们的视线里,名高地显,工作则可松可紧,适合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有些医生和关心他健康的同志劝他道:“你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

  谢觉哉尽管已满76岁,还是满腔热情,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说:“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我怎么得了呀!”逗得大家都笑了。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病逝。

  林彪折戟董必武赋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先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文革”中,董必武遭到林彪、江青集团迫害,1968年不得不迁出中南海,住在北京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里。 他和朱德、陈毅等,被加上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另组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外国”……1969年,董必武被“疏散”到广州。

  终于,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覆灭于蒙古温都尔汗。董必武欣然命笔,赋诗一首: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乱真变色龙。日照原形终毕露,岿然牯岭孰能冲。

  林伯渠累倒在岗位上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主持大会,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他在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伯渠生命的最后时光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忙。1960年5月,林伯渠被诊断出严重的心肌梗塞,却依然埋头工作。经不住身边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他只得住进医院。入院前,他嘱咐秘书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说:“我去医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5月29日,因病情恶化,74岁的林伯渠与世长辞。(摘编自《红广角》《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