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拒用新名词:“我不愿听这亡国之音。”

05.06.2014  14:54

湖广总督张之洞,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直隶南皮人。

  有关部门禁止外语缩略词如“NBA”、“GDP”等进入媒体,据说是为了“保护汉语”。历史上保护民族语言的纯洁性是个老话题,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过,“古文家战战兢兢地循规守矩,以求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一种消极的、像雪花那样而不像火焰那样的纯洁。”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像火焰那样的语言活力才是更有竞争性的因素;消极地防守、不与外界交流竞争,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光绪末叶,也就是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报刊等新式媒体开始逐渐兴盛起来。这类大量出现在新书报上的文章,大多有一个有趣的共性,便是喜欢沿用“外来新名词”。而所谓“外来新名词”,又绝大多数是来自东邻日本的汉字借词。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连载《变法通议》,名声大噪,其后便在文章中使用“以太”、“脑筋”、“中心”、“起点”等直接来自日本书报的汉字借词。后来湖南人唐才常和谭嗣同办《湘报》,沿用了梁的做法,风行一时。

  古文家们十分忧虑惶恐

  当时崇尚文风典雅的湖南的古文家们对此十分忧虑甚至惶恐,叶德辉说,现在谈时务的人,常常“自称支那”,而明明可以用“初、哉、首、基”这些字眼的地方,一定要说“起点”。他们不想想,“支那”是当初外来的佛学对“唐土”的称呼,而“起点”是“舌人”(近代从事专业“翻译”工作的,最初往往是不会写典雅书面语的牙行买办等,因此被贱视贬称为“舌人”,大概是说他们只会鹦鹉学舌。)解释西方数学时用的字眼。这些用语要么是翻译过来的词,要么是音译出来的字眼,既不典雅,也不质朴,简直是东施效颦。

  叶德辉以“典雅”、“质朴”等传统审美标准来抨击新名词,代表了当时不少士大夫的看法。不过,尽管如此,这类不加任何定义与解释的汉字借词仍然通过科举内容改制、考官的喜好等等影响了许多读书人。湖南和江西是风气最盛的,因为两地主持学务的江标、徐仁铸、吴士鉴等,都是对西学西政十分感兴趣的人,政见上也颇为激进。当时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往往被一些考生奉为秘册,希望熟读后,能用新名词来答卷,以投这类趋新的考官所好。1901年,光绪壬辰科(1892年)的进士吴士鉴任江西学政,成了当地所有读书人的大宗师,每年主持考察当地秀才以上生员的岁试(即一个地方生员的学年大考)以及向朝廷推荐“贡士”的贡试等。秀才熊元谔是当时“言西学之第一人”严复的学生,深得严的赏识。他1901年在江西参加岁试时,考官就是吴士鉴。吴称赞熊元谔能模仿梁启超的文风,用新名词答卷,将熊取为第一名。第二年,吴改赴他任,熊元谔参加江西乡试,仍中了举人。显然,喜好熊这种文风的,在江西并不只是吴这一任学政而已。

  除了对考生以外,新名词也对一些朝廷的官员产生了影响。吴士鉴的同科进士,江苏武进人张鹤龄很得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任,1902年被延聘为京师大学堂的副总教习,并主持大学堂的招生考试,“各省才隽,一时并集”,实际上掌管了大学堂的全部教学事务。1903年总教习吴汝纶病逝后,他便接任了总教习之职,并延聘日本人服部宇之吉、严谷孙藏为化学、师范两馆的教习。张鹤龄本人就喜欢“以新词形于官牍”,也就是说不避讳以这类受人攻击的日语汉字借词来写公文。用新名词来写公文,在当时也形成了一种风气,各地督抚中也有招留学生进入幕府的。1903年,在庚子之乱(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役)中护驾有功的岑春煊任两广总督。他于1903-1905年之间,曾经拟过奏稿向朝廷建议,将广西的省会移到南宁。据说在这份奏稿中,岑写了“桂省现象,遍地皆匪,南宁为政事上要区,商业上中心”这样的话。后来有人认为,新名词进入呈送最高统治者的奏疏,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类被叶德辉们斥为“不中不西”、“非文非质”的新名词从体制外的报刊文章进入体制内士大夫们的正式文本,似乎已经蔚为潮流。到了宣统元年(1909),甚至在最高统治者的上谕中,出现了“四万万人”这样的提法。据说,起草那个上谕的,是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