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叛中共因亲信部下遭枪决 自感难逃被杀

　　核心提示：张国焘听到曾被他倚重的部下竟被处决，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其导火索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就是王明。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3年8月22日第16版，作者：《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原题：《王明带来死亡威胁，张国焘叛党投敌》

　　曾在中共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王明与张国焘，关系相当糟糕，彼此间曾有过两次较量，结果都是王明获胜。

　　莫斯科张国焘首吃苦头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久。适逢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头角。两人互不相容，相处得极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升任校长。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这个集团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在好几次风潮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延安再遇，张国焘“退避三舍”

　　1935年，张国焘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遭遇惨败后，最终被迫同意北上。中共中央在1937年3月的延安会议上，清算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但仍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并安排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然而，这年11月29日王明在出国6年后从苏联回到延安，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

　　那天，张国焘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在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个中央领导居住。当听说这个领导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在寒风中一激灵，冰冷袭击全身。昔日宿敌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而自己却正失势落魄，两相比较，张国焘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王明，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然而，在当时张国焘对王明只有“惹不起躲得起”了。他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

　　单独谈话王明扣来“帽子”

　　这个时候，张国焘心里还另有打算，那就是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他相信，以王明的无知与狂妄，肯定会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辫子”。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发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来。

　　王明到延安后，在第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一张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要求增补人员。以后，王明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央领导人分别谈话。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在草地闹分裂的症结。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张国焘听到曾被他倚重的部下竟被处决，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死亡恐惧最终令张国焘叛逃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时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令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叛变投敌。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其导火索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就是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