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控烟绝对化和扩大化了吗?
国务院正就一项全国控烟条例草案征求公众意见,同时中国烟草专卖行业开始发声。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最新表态是,应避免“绝对化”和“扩大化”。(澎湃新闻12月3日)
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针对控烟条例草案而做的避免“绝对化”和“扩大化”的最新表态,成为控烟和反控烟中的一种最刺耳的声音,这种声音总有些娇嗔,总有些顾影自怜。
控烟,总是与吸烟相对应的,在扩大一些,也与种烟息息相关。既然是控,顾名思义,并不是禁,所以,谈“绝对化”和“扩大化”就有故意夸大的成分。为什么有夸大的成分,不免与他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的身份不无关系。
在强调避免绝对化和扩大化的理由方面,凌局长把一系列的数字作为支撑。既把烟草行业对国家的财政税收抬了出来,占国家收入的6%,又把消费者抬了出来,称之为维护消费者的权利。看来,凌局长既有国家情怀,又有民本意识,但却没有看到烟草行业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给经济造成的负担和给消费者造成的身心健康这个事实。
从征求意见看,在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早已成为公众的一个共识,在体育、健身场馆室外观众座席、赛场区域、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等候区全面禁烟,不仅是为了吸烟者的个人健康有利,对于其他处在公共场所的人员,也可防止被动抽二手烟,这种常识,凌局长不可能不知。这一点说控烟扩大化,与公众意识相逆背。
根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数据,从2008年到2050年之间有1亿中国人会因为吸烟而提早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4年烟草夺走了全世界540万人的生命。中国的烟民一直稳定在全世界总吸烟人口的1/3。这是说,中国每年因为吸烟而提早死亡的人大致在180万至200万之间。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35083元,则仅2011年中国因吸烟而提早死亡损失的GDP为8374亿元至9303亿元之间,与国家烟草行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正财富相比,显然控烟并没有到达应该控的范围之内,扩大化之说更是站不住脚。
凌局长在谈防止扩大化方面,也把烟农摆在了台面上。确实,种植烟草,在一些省份,是一大支柱产业,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渠道。但是否就是农民唯一的增收渠道?2005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云南几个烟草产区调查时发现,当地烟农每人辛苦劳作一年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1/4;相同面积的土地,种烟的收入不如种粮食,但农民还不得不种烟,是因为当地政府为了保证烟草种植数量,划出专门的地来种烟,如果农民种别的,就将庄稼给拔了。2011年,河南省嵩县九店乡陶庄村近200亩刚返青的麦田被村干部毁掉,为的是逼村民改种烟草,以完成上面给该村下达的1000亩烟叶种植面积指标。农民是经济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他们不愿意种烟草,则意味着种别的收入更高。
在国际会议确定要求在烟草制品包装上印制警示标志时,国家烟草局的代表抬出了中国文化论,在国内也没有落实印制烂肺、骷髅等警示图片。在国家全面控烟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国家烟草局的避免“绝对化”和“扩大化”就有了可循的前车之鉴了。
控烟,是向公众发起的一项社会自我革命,也是一场自我救赎的运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他的利益既得者做出某种让步。这一点上,尤其需要国家烟草局能做一个敢于担当的控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