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当以建设的心态期待“办案说情上报”

　　为抵制“说情风”，促进公正执法，石家庄市检察机关开始试行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只要涉及说情情形的，必须在3日内填报《办案说情报告登记表》，按规定程序报告；对于为案件当事人说情的单位、组织、个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披露；涉及“说情”情况应当报告而未报告的，经查实后，给予相应处理。（7月8日《人民日报》）

　　在司法领域有句名言：“如果说法治社会的大敌是司法腐败，则人情案是司法腐败的首恶”，故而西方法治国家特别强调给司法这一“正义之神”擦亮制度的眼睛，让司法尽可能地不讲人情，一方面是出于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保护，避免冤假错案；另一方面，也是让社会关系简单化，一切回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上，让公众形成避免麻烦的唯一办法就是守法的自觉，形成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信仰。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到处存在，司法领域也饱受“人情干扰”。防范司法腐败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防止司法的金钱案，二是防止司法的人情案。对于司法金钱案，目前已有相对成熟的制度体系来规制，而司法人情案，基本上还是靠办案人员的自律。在这个意义上，石家庄市检察机关试行的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既是对司法“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权力的保护，也是关住“人情案”的制度笼子，值得肯定。

　　然而，新闻之后的网络舆论，对石家庄的办案说情报告制度似乎并不怎么看好，理由之一是办案说情报告制度，石家庄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湖北、江西、山东等多地都曾经实施过，但公众却没有看到真正的实效。对此，我们倒可不必忧虑，因为一个制度实施的效果不好，可能是制度本身的原因，也可能是其它因素，并不能就此认定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本身不可行。实际上，办案说情报告制度，基本上是国际司法的惯例。

　　网民不看好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说情”在很多情况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在复杂的人情之下，办案人员会诚实地按规定“3日内填报”吗？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我们也是可以借鉴的，2006年3月，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和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共同提案并通过，规定议员们在和游说国会的说客进餐时，必须自己埋单，而且还要在规定期限内如实填报并上网公开。

　　美国国会的规定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很多事情虽然看起来只是“你知我知”，但有两个人知道，就可能不会成为秘密，更何况在现代技术下，很多看似只有“你知我知”的事情，事实却并非如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否如实上报，直接和议员的个人信用体系关联了、公开了，议员一旦隐瞒不报被发现，不仅要受到纪律委员会的查处，更会成为一个“政治丑闻”，导致议员信用破产，政治前途尽毁。

　　所以，办案说情报告制度，能否真正落实，就需要对目前的制度设计进行完善，一方面，《办案说情报告登记表》不能仅仅内部管理，更不能仅仅是“一定范围内进行披露”，而是应该置于互联网上去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对应当报告而未报告的，查实之后，不能老套地“根据情节进行相应处理”，而是应该拿出“乱世用重典”的勇气和决心。实际上，司法关说，是一体两面，西方法治国家，在规制办案人员的同时，还专门设有“司法关说罪”，决不让司法关说者逍遥法外，如此才能形成不说清、不受情的良好氛围。

　　无论石家庄的办案说情报告制度，会否取得真正的实效，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颗维护司法公正的种子。一颗好的种子一旦种下，萌芽、生长、开花、结果就必然会在适当的时候成为现实。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为播下这颗种子叫好，我们只是期待尽快建立起相关的配套制度，以帮助这颗种子在全国范围内尽快萌芽、生长、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