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1个建议让1.6亿人得到好处 毛泽东很重视

04.06.2015  17:50

资料图: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1946年,我调到延安军委作战局工作,与彭老总有过一面之交。但直到1954年6月,我调到彭老总办公室工作,任分管军事的秘书,才开始真正接触、了解彭老总。虽然我在彭老总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长,1957年下半年即离开,到军事学院学习,但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使我了解了彭老总作为军事家以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毛泽东年谱》时,组织了一个审读会,邀请我参加,因为我对解放战争这一段比较熟。去了以后,我看到《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3、284页编进了一个材料。1948年2月,彭老总率领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关中,在延川住了两天。他派秘书调查街上的小商小贩。根据调查结果,2月14日,他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说现在延川很萧条,纳税商户只有13家,且没有一家雇人的,都是小本经营,卖枣子、馒头、针线、火柴、土布、棉布之类的。一年实际上总共只收到9石细粮的税。彭老总建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活跃经济。

  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非常重视,明确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当时解放区人口1.6亿,县以上城市482座,其中包括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和河北的石家庄。可以说,毛泽东接受彭老总的建议,活跃了城乡经济,使1.6亿人得到了好处。

  从工作分工上来说,彭老总负责指挥打仗,地方工作是西北局的事。也就是说,他完全不管这件事,也不能说他失职。但是,彭老总始终非常关心经济。他常常说,军事仅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跟着他出差,无论到哪,他都关心经济,注意调查研究,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收入。

  由此,我又想起了1959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信。这件事的过程和后果,现在是众所周知的。我想,如果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接受了彭老总的意见,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两件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彭老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负责军事的。他的夫人浦安修说,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多管经济呢?彭老总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我看到了不能不说。

  彭老总不仅关心经济,也非常懂经济。《彭德怀传》中专门有一章叫“大将理财”。我举几个事例,具体说明一下:

  1937年12月, 彭老总从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每斤八九分钱,1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老总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老总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收购粮棉。其后,他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持久。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处掠粮。朱德和彭老总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他们特别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他们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的山内公路销毁。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没有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或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没想到也做不到的。

  解放兰州以后,1949年8月26日,彭老总破例宴请第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因为当时的干部都比较年轻,很快就把饭菜吃光了,彭老总又让饭店给每桌上了一些点心。吃完后,管理科长带着银元去结账,按照事先说好的价格,数了一下就交给了饭店会计。饭店会计说赔本了。管理科长回来专门向彭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说,企业经营要有利润嘛,有利润才能发展,才能交税。后来管理科长又找到饭店经理和会计,问清经营成本和利润,又给了他们一些银元。饭店经理非常激动,连声感谢,还说解放军真正是公买公卖。这件事第二天在整个兰州市传开了,商店纷纷开张。

  旅途、行军,是彭老总思考问题、计划行动、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他从不放弃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好坏,群众负担轻重,物价高低,以至货币比值,流通情况等。可能是长期军事生活形成的习惯,彭老总一生不喜欢用笔记本,他的口袋里没有干部通常不离的小本子,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计划设想、各种情况数字。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他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我觉得,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提倡学术自由,为《小二黑结婚》写评语

  彭老总一贯主张学术自由,不仅在军事学术上如此,而且对于社会上的一般问题也是如此。他这样说,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我举两个例子。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山药蛋派农民作家赵树理写了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但出版却是一波三折。先是地方领导看了以后不敢批准出版,说小说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不好。后来小说又报到了华北局,华北局宣传部多数人也认为不好,只有部长认为还可以,给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看。浦安修是做妇女工作的,主张婚姻自主,看了《小二黑结婚》以后觉得可以,就给了彭德怀。彭德怀一看,说没有什么问题嘛!农村中个别干部工作作风不好,这也是事实!尽管如此,华北局宣传部对出版《小二黑结婚》仍然是小心翼翼,特意请彭老总写了一个简短评语,印在书的扉页上。书出版以后,还是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好,另一种意见是觉得歪曲了我们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向彭德怀建议在《新华日报》写篇文章,正面宣传一下《小二黑结婚》。彭德怀没有同意,他说,这种事情,让群众看去,争论去,我们不要管。

  1957年,我跟他外出到华东勘察了40多天,回来以后,给中央写报告。报告结尾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分清是非。发生了事故,要查明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不能推卸责任。第二个问题,努力的方向和实际工作步骤要区别开来,有的事情不是一步就能达到的。第三个问题,不能把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组织上的服从混淆起来。彭老总特别强调,学术上应自由讨论,没有争论就不能得到真理,就不会进步。真理是不怕争的,怕争就不会是真理。我们应该提倡学术自由讨论,探求真理。在革命部队中,下级服从上级是必要的,不然就乱了。但是这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不是一回事。如果以势压人,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学术争论,是很危险的,实际上是一种害怕真理的表现。不过这一关,我们的军事学术就会停滞不前,国防事业就会受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