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红顶洋人”李敦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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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敦白（资料图）

　　1986年9月，时任中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新闻栏目《60分钟》记者迈克·华莱士的专访。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华莱士的提问一如既往地直接、尖锐，“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刚刚度过82岁生日的邓小平淡定应对：“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次非常有名的采访。但他们未必清楚，从旁牵线搭桥，促成其事的，是一个曾经“红”遍神州大地，后来又从中国老百姓的视野和记忆中淡出的美国人。

　　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幕后推手”一度表示过：“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

　　这个美国人的中文名字，叫李敦白。

　　 何方神圣李敦白

　　即使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也大都不太清楚李敦白的来历和事迹了，他在中国政坛上红得发紫那些年，这一代人大多尚未懂事，甚至还没出生。而“60后”们陆续长大成人，对萌动中的变革新时代满怀希望的时候，李敦白则在结束与世隔绝的近10年“秦城生涯”后不久，悄然离开生活和奋斗了35年的中国，重返美国老家。

　　但是，只要列举一下与他有过个人接触与交往的部分人物名单，谁都能感受其中的分量：宋庆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李先念、王震、聂荣臻、陆定一、廖承志、朱镕基，当然，还有江青和张春桥，等等。

　　据李敦白本人回忆，早在1946年夏天他奔赴延安前，就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国共内战初期由国民政府、中共、美国政府三方代表组成，调处军事冲突的机构）遇到了王光美。她刚刚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是年方24岁的美丽才女（中国首位原子物理学女硕士毕业生），时任军调部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的英文秘书。

　　李敦白到延安没多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王光美也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撤回了延安。同样来自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热心地试图撮合这对同龄的单身革命者。结果，在相约下馆子各请吃了一顿回锅肉（当时延安生活清苦，很少别的选择）后，两位年轻人都觉得，还是当普通朋友好。

　　与王光美“约会”前，李敦白已认识刘少奇。这位个性严谨的党内理论家，对新来的美国同志建议，要提高中文水平，得学中国的成语，还得读读《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本古典名著。日后，李敦白熟读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将其视为漫长的监禁岁月中为数有限的精神营养之一。

　　后来，王光美成了刘少奇夫人。

　　想不到20余年过去，因那段没有下文的“约会”，李敦白卷入刘少奇、王光美夫妇的“叛徒特务案”，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美国CIA（中央情报局）派来的“上线”，反复受到审查，那两顿回锅肉，也成为铁证。

　　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1945年9月中旬，日本投降后不久，作为一名受过中文专门培训的美国陆军新兵，李敦白经驼峰航线飞抵中国大后方的昆明。入伍之前，他是美共积极分子，大学期间就全心投入左派工运，在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看过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读过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而第一次对中国产生感情和兴趣，是听到纽约市华人洗衣所合唱团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

　　他在昆明爱逛书店，当地开明书店的老板，还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在“李白”中间加一个意思为厚道善良的“敦”字。这比他本名Rittenberg的中文直译“李登堡”，显得更有中国味儿。

　　更重要的是，他跟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在服役期满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后，他辗转赴上海，通过中共党内关系，结识时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又由廖介绍见到了宋庆龄，并因机缘巧合，得到一次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机会。

　　以这次“贡献”为契机，往后漫长的35年，李敦白成了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