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被慈出权力中心：卧榻之侧，竟敢鼾睡！
美国《哈泼斯》杂志1866年所刊登的恭亲王画像(资料图)
阳春三月的北京城，却被一场“倒春寒”所笼罩。突如其来的政治批斗，将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代行国家元首职能的慈禧太后，坚决要求恭亲王下岗。
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这场风波来得似乎有点突然。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 “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
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之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Harpers)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是几乎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