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暗害慈安之因：与伶人亲近不守贞被其发觉

　　 核心提示：耐不住寂寞的慈禧太后常常和一些伶人干一些有违常理之事。后来，她的这些举动被慈安皇太后发现了，她不能操守贞节的坏名声就逐渐地流传了出去，这也是她要阴谋暗害慈安皇太后的一个原因。

　　本文摘自：《晚清民国众生绘》，作者：李书纬，出版：中国纺织出版社

　　“贞节”，又叫“贞操”，在传统的观念里说的是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传统道德。这种对处女贞洁与寡妇贞节的重视，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具体形成于哪一年，大概是在私有制确立、一夫一妻制形成以后。当时的贞节观念是针对男女双方而言的，指的是夫妻双方在婚姻的持续期间内所要恪守的道德规范，既不允许男子另觅他欢，也要杜绝女子红杏出墙，否则就会被视为 “禽兽之行”，受到道德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这种贞操可称为“夫妻之贞”，这应该是最早的“男女平等”。

　　随着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形成，逐渐地，贞节成为对女性忠贞的专门要求。《史记·田单列传》说：“贞女不更二夫。”《列女传·宋鲍女宗传》：“妇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以专一为贞，以善从为顺。”道出了“贞”意，就是女子要对男子忠贞。相反，很少提及男子也要对妻子忠贞的男女平等观念。这种观念的影响，使得当时很多人认为贞洁比出身门第更重要。到了秦汉时代，这种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许是秦始皇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三千佳丽于一身，不能一一宠幸，又担心他们红杏出墙，因而到处宣扬贞节，到处巡视刻石作记。秦山刻石记：“男女礼顺，慎尊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碣石门刻石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汉代更倡贞节，对贞妇诏赐玉帛，旌表贞节。

　　唐代的社会风气特别开放，这和国力强盛、国家富庶、中外交流增多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对贞节观念淡薄，因而，唐朝女子红杏出墙的事情就特别多。《新唐书·公主传》记载，太宗女儿合浦公主下嫁给房玄龄子遗爱。一次，夫妻俩畋猎时遇到辩机和尚，公主“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又智勗和惠弘两位和尚以及李晃道士“皆私侍立”。中宗女安乐公主下嫁武崇训，崇训死后，“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肃宗女郜国公主下嫁裴徽，又嫁萧升，萧升死后，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乱，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李恽、太子詹事李昇，皆私侍公家。”如果说公主淫乱未见严惩，是因为挟其势位，而有些官僚夫妻双方都自找情人、婚外私通，就更能直接说明唐代名节之轻了。

　　但是，到了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提倡使得对女子贞节的重视蔚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当时的程颐、程颢和朱熹都是提倡贞节最积极、影响最大的代表，在“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极力提倡女子守节，孀妇不能再嫁，对男子也提出了“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于是，宋元之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统治者提倡贞节的广告语，在民间广为流传。

　　明清时代，人们对贞节观念十分重视。顺治十三年清世祖亲自编纂了《内则衍义》一书，在《守贞章》中提出“守身为女子第一义”，在《殉节章》中提出“妇为夫死，古之大经”，这两句话此后成为清朝妇女的信条。当时的《女范捷录·贞烈篇》云：“忠臣不事二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造。”康熙时的《女学》《教女遗规》、乾隆时的《女学言行录》都极力宣扬寡妇守节和新妇的贞洁。

　　几千年来，贞节观残害了妇女的身心。而今保存的贞节牌坊、贞节堂等封建遗迹，都似乎是在无声地诉说着贞节烈妇的苦涩与痛楚。

　　贞节牌坊，晚清到民国最后的“呜咽”

　　在中国大地上，有那么几处贞节牌坊，不仅仅作为建筑遗存成为一方历史景观，更为重要的是，记录着一段段女子守节的血泪史。

　　贞节牌坊作为代表女性忠贞的一种建筑形式，最早还只是作为里、坊的“门”而存在的。随着中国封建等级观念的形成，牌坊逐渐演变成褒扬功名的建筑样式。到了汉朝，传统观念对女子贞操的重视，也使牌坊逐渐地成为与妇女的贞节关联起来，并对其进行旌表的一种建筑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荒唐的是，由于传统观念对旌表贞节的大力提倡，拥有一座贞节牌坊在人们看来是件无上荣耀的事情。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明清时代对贞节牌坊的推崇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清朝各地官府上报请旌趋之若鹜，从而导致节烈妇女激增，贞节牌坊遍树各地，成为一种风景。当然，这是现代人今天无法体会得到的。

　　晚清民国时期，虽然新思想和文化不断涌入，但贞节牌坊作为一种贞节的象征，仍然束缚着众多女性的身心。因而，当时建贞节牌坊，仍然呈现泛滥之势。一座座高耸的贞节牌坊建起来了，立在地上，那灰色的建筑静默无声，却凝结着多少个悲苦妇女的血泪，是贞节妇女们不幸生活的历史见证。它们昭示了曾经的荣耀，引导万千妇女甘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与摧残。在贞节被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年代里，贞节牌坊因其有形的旌扬成为众多妇女与家庭的“梦想”，所以人们不惜以牺牲妇女为代价，换取一个阴冷而残酷的怪物。

　　咸丰年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7岁的兰姑嫁到一个员外家，丈夫是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年纪轻轻的就病弱得像个老头。对此，兰姑只好认命。好在婚后一年，他们有了儿子，这使她感到生活有了希望。然而，好景不长，丈夫在儿子三岁时，病重而亡。儿子也在七岁那年染上伤寒而死。生活发生的巨大变故，一下子把兰姑击晕了。当时她才21岁。在以后的漫漫长夜里，她时常忆起祖母苦节的身影，常常以泪洗面到天明。她也想过向命运抗争，也曾从心里诅咒过老天爷对自己的不公平，但她知道这一切均无济于事。白天，兰姑同佣人一道打扫庭院、操持家务，每当夜幕降临，更深人静之际，兰姑深埋于心底的阵阵忧伤却使她无法自持。此时，她便拿出曾陪伴自己童年岁月的“九连环”，解呀解呀。九九八十一次，解完一遍又一遍，直到神情疲惫。就这样三十年过去了，兰姑已由满头青丝的少妇变成了一头白发的老媪，“九连环”的铜扣也被她揉摩得锃亮光滑。一晚，正解时，突然哗啦一声，“九连环”折断了，撒落一地。兰姑愣过神来，急忙弯腰找寻，寻着寻着，兰姑露出了苦笑：三十年里，一万多个漫漫长夜，这唯一伴自己度过长夜的“九连环”终于在她无数次的翻解中折断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年迈的兰姑一病不起。最终，她孤独无依地离开了人世。族人感念她的忠贞，为她立起了高高大大的贞节牌坊。

　　一处处贞节牌坊成为中国传统女性恪守贞节的历史印记，也使得无数女性为了得到这份所谓的“荣耀”，付出了青春和血泪，就连荒淫的慈禧太后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的贞节，也不能免俗。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一路车马劳累，风声鹤唳，加上内外交困，国势垂危。受惊吓而又感到无奈的咸丰皇帝终于抛下一大群的后宫佳丽“驾鹤西去”。由于传统贞节观念的影响，加上维护皇室权威的需要，明清皇帝死后，皇后和妃嫔均得守节，慈禧也不例外，她与慈安一同被封为皇太后，开始充满痛苦与艰辛的守节历程。但是，在“红墙绿瓦黑阴沟”的皇宫大院里，体制森严，人们行动谨慎，往往咫尺之遥，不相往还。各宫妃嫔，尚有有常相聚晤的机会，而以太后之尊，高高在上，自然而然会离群索居，所以每到宫门下钥，慈禧太后便愁着不知如何度过漫漫长夜。

　　深夜的慈禧太后，常常在灯下借三十二张牙牌打发时间，过不尽的“五关”，问不完的“神数”！

　　这种寂寞而百无聊赖的日子，慈禧哪里受得了，终于，耐不住寂寞的慈禧太后常常和一些伶人干一些有违常理之事。后来，她的这些举动被慈安皇太后发现了，她不能操守贞节的坏名声就逐渐地流传了出去，这也是她要阴谋暗害慈安皇太后的一个原因。

　　当然，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里，慈禧也是十分看重自己的名节的。毕竟，在守节成为社会伦理的普遍认识后，一个女人的贞节名声十分重要，她干出了有悖人伦道德的苟合之事后，又十分渴望保全自己的名节。于是，她私下里鼓动一些大臣旌表上书，为自己建立贞节牌坊。后来，一些朝中官员为她旌表，建议为她建造贞节牌坊。慈禧虽然没有为自己建造贞节牌坊，但大臣们的屡屡旌表，似乎向世人宣示了慈禧在几十年的寡妇生活中，恪守着妇道，是一个“母仪天下”的女人。

　　守宫砂与处女贞

　　在国家政权的教化及倡导下，封建统治者为褒扬贞女节妇而设立了贞节牌坊。无数妇女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血泪甚至生命捍卫着贞节，铸就了一座座贞节牌坊与贞烈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贞节观也就成了一道加在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有人甚至为所谓的“贞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晚清到民国初年，有一个叫任宝芝的女性，她生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任宝芝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女子，传统的贞节观念使她把贞节看得比生命还重。她幼年时，同一个王姓男孩定了娃娃亲。王长大后，外出闯荡，从此一去不归。任宝芝在家简妆素服，默默等待未来夫君回乡。民国二年（1913年），时年二十六岁的任宝芝遭流言污蔑，为保节明志投塘自尽。

　　任宝芝自尽的年代，处于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辛亥革命虽然成功推翻了封建制度，却无法革去束缚在人们思想中的贞节观念。1913年3月，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后，推行了一系列复古倒退政策，强化表彰节烈的政府行为，片面要求妇女守贞节。任宝芝的投塘保节之举，正好迎合当权者施政之要求，故经当地官员的奏请，立刻得以旌表。

　　贞节牌坊是传统观念下的一种贞节标志。在明清以来贞节观念近乎宗教化的社会里，贞节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意识里。而对这种观念的推崇和信仰更刻入骨髓的，是对处女贞洁的膜拜。

　　秦汉时代就有了处女检查的事。汉代的帛书《养生方》中有“守宫砂”的记载：“取守宫置新瓮中，而置丹（于）瓮中，令守宫食之。须死，即治，轧画女子臂若身。如与男子戏，即不明。”此种方法，就是用丹砂喂养蜥蜴，然后把它捣烂，这就成为一种红色颜料，把它点在女子手臂上，终年不褪。如果她与男性有了“亲密接触”，这红色就会褪掉，所以蜥蜴又名守宫。如此，只要看女子手臂上有无“守宫砂”，即可检验处女与否，这真是中国历史上贞洁观念的一大发明。这种有点荒唐的发明，其可靠性在科学面前，不能不让人怀疑。需要批判的是，“守宫砂”摧残了人性，有很多女性因为“不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清代，对女性贞节的宗教化信仰，使处女观念深入人心。到了晚清和民国时代，虽然东西方文明在发生剧烈的碰撞，但这并没能从骨子里改变人们的处女情结。当时，不仅小康人家娶妻，富室纳妾、买婢一般也要求对方是处女，对处女的检查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人们认为，最靠得住的办法还是新婚时看女子是否有落红。这样一来，新婚之夜检查新娘是否处女就成了婚礼中不可少的仪式，贺客们都极关心男方在翌日清晨出示新娘“落红’的标志。若新娘果为处女，男方还要向女方送去上书“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喜帖，而女家也以此夸耀邻里；若新娘已非完璧，则常会发生被男方所休的悲剧，而女家亦颜面尽失。为了保全颜面，有女之人家就要从小防范，尽力使女子不离闺阁一步。

　　在广东一些地方，“落红”更成为男女新婚检验女子贞节的一种习俗。新婚之夜，新郎新娘行房之时，新郎必会交给新娘一方手帕，用来检验新娘是否“落红”。如果新娘当夜有落红，则合族大喜。新娘回门时，夫家必会一路乐队吹吹打打送烧猪到娘家。这种风俗使得女家在嫁女之日，多惴惴不安，唯恐烧猪不至。如烧猪不来，家人对坐愁叹，引为大辱。烧猪一到，则举家相庆，大张旗鼓迎接烧猪，认为是家里教养有方，不辱门户。把烧猪分送亲友，加上红色馒头若干，就是人们所称的“麻蛋”。还有一些地方，习俗更为荒唐。新娘到婆家后，先入洞房，新郎新娘立刻同寝，亲友和家人都在门外等候。不见到新娘的“喜帕”，人们概不道贺，如新娘不贞，不仅不是喜事而且还是大辱。少顷，新郎从房中出来，手上捧着一个红盘子，上盖红布，里面装的就是保留新娘落红的“喜帕”了。这时，新娘家里已备了一顶大轿在门外等候，新郎捧着喜帕直接登轿，去新娘家中报喜并即刻举行婚礼。如果新娘“不贞”，则会被立刻遣回娘家。

　　从这些传统的习俗中可以看出，在旧时代，“落红”检验女贞是攸关婚姻的大事。

　　在清人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有个小女孩，一天穿着开裆裤骑锄头柄玩耍。她走后，一个老头在锄柄上发现了丝丝血迹，知道是小姑娘的处女膜破了，于是将锄柄拿走，藏了起来。数年之后，这个小姑娘嫁人了，新婚之夜没有落红，夫家怀疑她不贞，想要休掉她。这时，老头把锄柄拿了出来，偷偷将当年发生的事告诉了姑娘的夫家，夫家这才释然。要说这个小姑娘实在是太幸运了，想想如果没有老头这个有心人，恐怕小姑娘这辈子都要背负不贞的骂名，她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如果说“验红”是古时女子一生必经的一道关卡，那“守宫砂”则是古时女子的另一个魔咒。历史上，因“落红”而闹出的丑剧、悲剧不胜枚举。悲剧中女主角的遭遇让闻者感慨唏嘘。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已经知道用“落红”、守宫砂来检验女子是否洁身自好缺乏科学依据，但人们对贞操和见红的重视还存在。提倡性爱行为的严谨和忠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现实中此事于男于女的标准却明显不平等。有什么方法来检验男子的“童贞”？男人的童贞无法检验，女子的童贞却被严格地要求着。这种情况说明，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人们对处女的膜拜、嗜好的畸形发展已达变态地步，为了保证男子对女子的占有，牺牲部分女子的利益甚至生命，男子们是丝毫不以为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