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作家苏位东:我见证了样板戏出炉(图)
书画艺术家、戏剧作家苏位东。
《殿堂回归录——苏位东戏曲理论与实践》
《闲情稿存》 (六册 苏位东著)
苏位东书法作品。
2013年12月底,苏位东书法作品展在罗湖文化公园开幕,记者在文园阁展厅内采访了作者。苏位东是书画艺术家,也是著名的戏剧作家,他从事戏剧创作长达半个世纪。我们的话题自然涉入京剧样板戏。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苏位东是晋京参演观摩者之一,他见证了样板戏的出炉。
青年剧作家的悲喜沉浮
苏位东一生经历坎坷,他早年毕业于江苏晓庄师范和无锡师范,1955年参加江苏省扫盲工作团,下放江都县小纪中心小学任教5年。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尽管苏位东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但因家庭出身不好,仍然被划为右派。命运的打击并没有使他沉沦,他依然坚持不懈地从事戏剧创作。苏位东说,早在1957年以前,他的一个剧本公开发表后,得过150元稿酬。150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款项,他因此遭人妒忌,可能也是罹祸的原因之一。
1962年,苏位东在右派甄别中暂时脱身,他被调到江都县剧团任编剧。他一直想上大学,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时,学校需要一出没有发表的戏剧作品,他为此创作了话剧《再接鞭》。但没有想到,这出戏被层层选拔后,作为江苏省的汇报作品,参加了1964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苏位东也因此见证了一段重要的历史。
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于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9个剧团2000多人参加,演出了35个剧目。会演分6轮同时在人民剧场、民族文化宫、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天桥剧场、二七剧场进行。
江苏省演出团参演《耕耘初记》和《再接鞭》两个剧目,苏位东作为《再接鞭》的编剧出席大会。
上京会演大失所望
获知晋京会演的消息时,苏位东满心喜悦,当时他只是一位年仅28岁的青年,从未到过北京,他本想借此机会好好在北京游玩一番。但到了北京后,他大失所望。他们被通知不准打电话,不准私自外出,近两个月时间里,他们只能从招待所到剧场,从剧场回招待所,完全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气氛为什么变得如此紧张呢?苏位东后来才知道,毛泽东此前曾经作出过关于文艺的“三个批示”,一场针对戏剧界的革命正在酝酿,而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会演,正是“样板戏”出炉的序幕,也是“文化大革命”在戏剧界的导火索。
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多次责难文艺界:“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2月12日,在读到一份反映柯庆施亲自抓曲艺的材料后,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读到中宣部根据全国文联等10个单位的整风情况汇报草案后,作出石破天惊的第二个批示,他指责剧协等协会“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对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关于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上作出第三个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样板戏”取代
“帝王将相、老子佳人”
《再接鞭》于7月5日在第五轮演出。苏位东记得,在这次观摩演出大会上,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全部停演,有人借提倡现代戏,否定“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政策,并打击迫害田汉、孟超等戏剧家。此后,他们在一些比较成功的京剧现代戏中,按照“三突出”的公式创作理论,进行篡改,进而攫为己有,称为“样板戏”。十年内乱中八个“样板戏”统治文坛的现象,即发端于此。
事实上,这次会演中的《智取威虎山》、《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等剧目,后来都成了“样板戏”,占了“八大样板戏”的一大半。而这些剧目,毛泽东几乎都莅临现场观看。7月17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会演的全体人员。
此次会演以后,1965年3月,北京京剧团在上海演出《红灯记》,上海某报发表文章称之为“样板”。1966年10月,两位上海工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赞扬京剧《智取威虎山》为“样板戏”。“样板戏”的名字从此不胫而走。所谓“八大样板戏”,是指七个戏剧作品和一个音乐作品,即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主编《艺术百家》难忘戏剧情结
“样板戏”在这次会演中初露锋芒,此后一路风光,苏位东却因这次会演再次遭殃。苏位东说,7月5日,《再接鞭》演出时,周恩来亲自到场观看,他还让自己的4个养子也看了,还嘱咐他们“要接过革命的鞭子”,这件事情,当时《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都有报道。但是“文革”开始以后,苏位东和《再接鞭》剧组都受到严厉批判,他们被指责要“一鞭子赶党下台”。苏位东当时怎么也想不通,一出被周总理表扬的戏,怎么会遭此污蔑。
“文革”开始,苏位东的大学也上不成了,他留在扬州剧团一直到1986年调回南京。他说,那时流行一句话:我是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他就是那任人搬动的“砖”。
1989年底,苏位东调到江苏省艺术研究所任副所长,不久担任了《艺术百家》的主编。《艺术百家》创刊于1985年,是国家级的综合艺术类大型理论性核心期刊,当时在省级研究所中也是最早创刊的。苏位东说,他主编《艺术百家》期间,由于定位准确、把关严格,杂志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巨大的学术影响。
苏位东一生钟情戏剧创作,他担任《艺术百家》主编后,还组织评选并出版了《中国当代十大正剧集》、《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和《中国当代十大喜剧集》,这系列书由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领衔主编,当时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按这一系列书的分类,三十大剧中,京剧《红灯记》被列为悲剧,《智取威虎山》被列为正剧。其正剧中,还有话剧《茶馆》、《蔡文姬》和《关汉卿》,喜剧中则有话剧《阿Q正传》。
(记者 夏和顺 文/图)
(中新网江西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