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
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的几名孩子站在村里的一处空地上。
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扶贫开发进入攻坚期
“中国式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中国最穷困的人口生活得怎么样？
在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游离于很多人特别是都市人的视野之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
“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半年来，新华社派出9支调查小分队，分头前往中西部贫困地区，实地体察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一方面，通过30多年的扶贫攻坚，农村贫困面大幅缩小，贫困被赶进了“角落”里。另一方面，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最硬的“骨头”。那些最穷的地方，也正是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工程最艰巨的贫困堡垒。
一间屋，牛圈旁是“家”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记者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逐渐看清了屋内情形：屋子分成两半，左侧是牛圈，杂草上散落着牛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右侧是人住的地方，借着手机光亮才能看到床铺——一块木板搭在4摞砖头上。屋中央，地面摆了3块砖，上头架锅，底下烧柴，这就是炉灶。没有一张桌子，连个板凳都没见到。土墙被多年的炊烟熏得一片漆黑。
这，就是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村民尔日书进的家。
锅里煮了些土豆，便是他一家5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
45岁的尔日书进左眼失明了。睁眼时，只见红红的一片。
三年前，他发现眼睛有问题，却没钱去县医院看。有新农合可以报销医药费，但要个人先垫资才能报账，他垫不起。看病还要路费、生活费，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他就一直拖着，直到无法医治。
墙上有两张奖给“优秀少先队员”的桔色奖状，获奖者是尔日书进14岁的大儿子。他家老二、老三都到了学龄，却没有上学，一脸懵懂地望着记者……
尔日书进的生活，是大凉山区贫困现状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扶贫工程一直在这片6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山区艰难推进。一些人利用政府的小额贷款、技能培训，开始跑运输、种花椒、搞养殖，或是外出打工，慢慢赚了钱。还有近50万人从危房搬进了四川省重点民生工程“彝家新寨”。
然而，在总人口近500万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绵延千百年的贫穷根深蒂固。
马依村有很多十来岁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奔跑玩耍，似乎尽情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村支书吉克石都的话却让记者难以释怀：这个村目前适龄儿童没有读书的有上百人！
一碗饭，全村“轮着吃”
“家徒四壁”常用来形容贫穷。可在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兰金华的家里，连一面严格意义上的“墙壁”都没有。
他和母亲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缝隙里抹着些牛粪，寒风和光线从无数孔洞透进来。
在集中连片贫困带，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记者看到，有些极贫户，衣食住行仍样样令人心酸。
安徽金寨县燕子河镇毛河村余大庆家，土房外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洞，是野蜂做的窝，每到春天野蜂就飞进飞出。墙根还有山老鼠打的大洞。几年前一场大雨，土房垮了两间。
贵州武陵山区沿河县思渠镇有个村子名叫“一口刀”，就是“建在刀背上”的意思。全村34户，只有1.5亩水田。各家只好轮流耕种，轮不上的就在贫瘠的旱地种点玉米。就是说，一碗饭全村轮着吃，轮一圈要几十年。记者去采访时，已经轮了十多户。
这次采访，记者未能到达最偏僻的贫困地区。在四川凉山，去最远的贫困村，从公路尽头出发，还要骑马走上三天，还得不下雨才行。而即使能够通车的地方，行路之难也常令人望而生畏。
去年，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79公里山间公路改建完成，耗资7.76亿元。其中，仅打通一条6.68公里长的隧道，就花了约3.7亿元。照此计算，要全部修通偏远山区的通村、通组公路，所需投入将是天文数字。
一群孩子，有学“上不起”
教育缺失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
甘肃东乡受教育人数呈“宝塔式”递减：一些小学一年级有50个学生，到五年级就只剩下5个。东乡县有个村庄500多人，至今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孩子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对于那些最穷的家庭来说，上学本身就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大开销。
在广西都安县隆福乡葛家村，记者看见一对小兄妹，穿着沾满泥垢的棉衣、凉鞋，背着装满牛粪的背篓，弓着腰，一步步向山坳走去。背篓里的牛粪超过40斤。
跟着他们去家里，他们的父亲正在为孩子读书发愁：“学费不收了，还有书本费、杂费和生活费呢？”
他家还有个初中生，每周从乡中学往返就要车费40元。不坐车，就只能步行几个小时山路，包括爬过陡峭的悬崖。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确已在大部分农村变成现实。但是，教育设施落后、师资缺乏，仍是贫困地区的共同难题。
声音
扶贫：
从粗放“漫灌”
走向精细“滴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走出一条广受世界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从1978年到2014年，累计减贫逾7亿人。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历史大考。从当前贫困形势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与过去相比，同样的投入、同样的方法难以取得应有的“产出”。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从粗放“漫灌”到精细“滴灌”。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握拳出击”。“每年各行各业的扶贫资金不少，但我们以往条条管理的方式，使得钱到了地方比较分散。就像烧水，总是在五六十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坦言，“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把全部资源集中起来。”
——从政府“一己之力”到全社会“共同面对”。从去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介绍，“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
——从“可有可无”到“硬性考核”。“以前地方上政绩考核多以GDP论英雄，扶贫工作干得好没奖励，干得不好也没有处罚。”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说，随着各地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成为考核“硬指标”，扶贫开发将从“可有可无”转为“主要工作”。
专家同时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汪三贵表示，“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到2020年，目前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达到贫困线以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