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揭秘：军统特工奇袭天马号列车

　　在抗战历史文献中，曾记述1940年我国游击队袭击伪维新政府大员乘坐的“天马号”列车。因为这次袭击的战果缺乏直接的佐证，对此历史学家一直有所疑虑，多以传奇论之。不料，在日本发现的几张旧照片(影印件，质量欠佳)，却揭示了这次袭击的真容，并提供了袭击部队身份的佐证。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日本工作期间，获得了几张抗日战争期间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在中国拍摄的老照片。根据拍摄照片记者福井毅的说明，此人在1938至1942年期间担任该报驻南京站记者。这些照片是日军贵宾专列“天马号”(亦挂四节快车票车)于苏州站附近遭到中国游击队袭击后赶到现场时拍摄的，后因敏感度较高，未在《每日新闻》上发表。

　　根据福井毅描述，在这次袭击中，中国游击队先在“天马号”经过时，用埋设的炸弹爆破路轨，随后发动攻击，造成这列列车倾覆，日军和车上伪政府大员多人伤亡。因为铁道系统日军戒备森严，“天马号”被炸后日军在极短时间内就赶到现场，赶到救援的日军部队与游击队发生激烈交火，双方都有损失，最后游击队摆脱日军追击脱逃。遗憾的是福井毅没有标明照片拍摄的日期。

　　由于福井毅当时恰好在苏州，他赶赴现场及时，虽然没有看到中国的游击队，但日军还在倾覆的列车周围抢救被炸伤的敌伪人员。而现场有多名中国游击队员战死。

　　据中方记载，这次战斗应该是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联合进行的。根据王俊在《杜月笙野史》中引用政协文史资料描述，1940年11月19日，日本表示将正式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这一天，汪记政府开张，群奸喜气洋洋，他们在上海邀了大批德意日轴心国家的外交使节、日军高级军官，乘“天马号”专车兴冲冲地赶赴南京捧场，参加签字典礼。消息立刻经由上海秘密电台报到重庆。戴笠当即决定，把这列专车炸掉，造成重大死伤，给汪精卫一次迎头打击，使他面上无光。

　　爆炸火车任务，由上海忠义救国军地下工作人员配合军统局苏州站联合执行。他们派出警卫，掩护爆破队，乘夜潜伏到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将地雷炸药埋藏在外跨塘附近的铁轨中间，引线长达300米，一直通到一道茂密的树林之中，由詹宗象与薜尧(一说薛名为位元)负责按动电钮。

　　一切准备就绪后，上午9点钟，“天马号”专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詹薛两勇士急忙将电钮按下，但听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地雷爆发，威力奇大，天马专车在爆炸声中断腕决腹，血流盈野，哀呼惨叫之声令人不忍耳闻。这一次爆炸使全车的人不死即伤。“天马号”翻覆后，詹宗象和薛尧虽然知道目的已达到，可是他们胆子很壮，又穿出树林探看残敌，结果不幸被日军发现，密集扫射，中弹成仁。

　　这一次爆炸事件日方死了两名大佐、两名日本内阁的庆贺专员和情报员多人，还有德意使节及随车军队，死伤共达175人之多。爆炸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大坍其台，狼狈万分。

　　日方的资料中，没有提到损失人数。因“天马号”遭到袭击，所谓的《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签字，推迟到11月30日才得以进行。

　　那么，中方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属实呢？

　　从日军缴获的游击队队员证件来看，这支游击队属于“苏浙行动委员会”，这份证件足以说明这些特工人员的来历。

　　所谓“苏浙行动委员会”是由戴笠在淞沪抗战期间主张成立，杜月笙等组织的。1937年淞沪之战越打越激烈，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在上海建立民众武装游击部队，配合国军作战。经过策划，戴笠与杜月笙在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内设立筹备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除戴笠与杜月笙外，还包括上海市长俞鸿钧，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等。9月，蒋介石为之正式颁发番号，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将其下属的武装队伍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支部队良莠不齐，但其中不乏真正决心抗日者，比如别动队的第三支队支队长，就是后来的著名民主爱国人士朱学范。

　　别动队成立后，戴笠在青浦和松江设立短训班，在佘山成立教导团，轮训骨干。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缺乏训练和军事组织，但别动队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11月，淞沪会战进入艰难阶段，中国军队大多撤离市区，别动队第三支队朱学范部，第五支队陶一珊部配合南市仅留下的第55师一个旅拼死奋战，伤亡惨重，苦斗三天，最后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才停止了上海市区的抵抗。其他几个支队在战斗中则大多一触即溃。据事后统计：淞沪会战期间，别动队员共牺牲1500多人，受伤500余人，余部大多星散。

　　那么，1940年袭击“天马号”的游击队员，为何仍然拿着“苏浙特别行动委员会”颁发的证件呢？

　　这是因为“苏浙特别行动委员会”的别动队主力虽然在战斗中被击溃，但是余部发展成了一支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武装，这就是所谓的“忠义救国军”。

　　提到“忠义救国军”的名字，不免让人想到《沙家浜》中的胡传魁和刁德一。实际上，作为军统局直属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鱼龙混杂，其中不乏胡传魁那样脚踏两只船的动摇分子，但也不乏真正坚决抗日的部队。他们依仗其熟悉当地地形民情，八年抗战中始终与日军进行周旋，被日军称作“江南野鼠”。1938年8至9月间，戴笠为了加强这支特务武装，抽调一批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和几期特训班的学员充实到这支部队当中，其战斗力大大加强。奇袭“天马号”的游击队员携带“苏浙特别行动委员会”的证件，说明他们应该是“忠义救国军”的一部。这与中方史料记载是一致的。

　　还有一个特殊的旁证也可以说明这支游击队的身份，那就是那支被日军缴获的手枪。

　　这种手枪是1932年由毛瑟工厂研制的，在原有毛瑟手枪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射速控制装置而成，这样既可进行半自动射击，又可进行全自动射击。其结构是在枪的左侧装上一个“快慢机”，并刻上“R”和“N”字样，分别代表全自动和半自动，此枪的供弹机构也改为l0发和20发活动弹匣供弹。因该枪出厂时编号712，又称712式手枪。此枪传入中国后被称为“快慢机”。由于中国军队青睐于其轻便和强大的火力，并且用一个巧妙的转腕解决了这种手枪射击上跳的问题，快慢机是中国官兵非常青睐的武器之一。

　　“快慢机”手枪，正是“忠义救国军”使用的得力武器。在“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别动队成立时，由于成军仓促，武器奇缺。别动队的武器装备除蒋介石拨给一部分外，还有戴笠令手下特工从日本驻沪三洋、三菱等洋行抢来的，也有一些是他请胡宗南援助的，但直到别动队溃散，也没有达到人手一枪。这中间，最成规模的制式武器，则是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的5000支快慢机手枪。

　　“忠义救国军”成立以后，虽然迭次扩张势力，但由于深处敌后，加上全国港口都被封锁，武器难以进口，其武器装备的补充更新始终不得要领。直到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通过海军中校梅乐斯与戴笠拉上关系，军统所属特务武装的装备才得到真正的改善。到1940年，杜月笙所捐献的这5000支快慢机，依然是忠义救国军的重要装备。因此，从照片中的证件和武器上可以判断，这些中国游击队员可以确认属军统局辖下的敌后特殊武装——“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在1938年年底以后，一度变成了忠义救国“扒路”军。

　　这名儿听着怪异。盖共产党有八路军，“忠义救国军”却是国民党的武装，这“忠义救国扒路军”是从何说起呢？要从扒铁路说起。

　　八路军，也有过一个外号叫“扒路军”，因八路军在华北和日军作战特别善于破坏铁路，时不时就把路轨扒了，或者袭击车站、停车场这类“软”目标，弄得沦陷时期正太、同蒲路几乎就没正常通过车。不但如此，八路军还把铁路上的铁轨作为重要战略物资，用在水腰子兵工厂造掷弹筒，让日军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

　　八路会扒铁路，国民党也开始学扒铁路。1938年底开始，军统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也曾广泛在江南地区袭击日军铁路系统。从“忠义救国军”成立后，戴笠多次组织特工培训班，其中重要的训练课目就包括爆炸和交通破袭。1938年底，戴陆续派出这些经过培训的武装特务充实“忠义救国军”，这些特务骨干随即组织该部对日军展开了一定规模的破袭作战。仅仅12月下旬，在京沪铁路沿线的昆山、太仓、常熟、嘉定4县境内，忠义救国军即连续向日军发动破袭战，战报称“毙伤敌数百人，打死日军大佐支队长1人”。

　　“忠义救国军”这支部队构成复杂，很难与日军进行硬碰硬的战斗，故此重在偷袭和破交，破袭活动远比其他抗日作战更加活跃。

　　奇袭天马号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方面的指挥员选择了李家庙这个地方实施爆破和攻击，说明其具有相当好的战术素养和特工行动经验。

　　列车袭击现场李家庙，因祭祀亡国之君李煜的庙宇而得名，仅距苏州火车站两公里，是日军重点防卫的铁路线上“灯下黑”的地点，这里既不属于苏州站日军警戒的范围，也恰好在铁路沿线日军警戒的边缘。

　　结果，一鸣惊人，“天马号”灰飞烟灭。

　　以这一战而言，这支“忠义救国军”亦当得起“扒路军”这个称呼了。

　　这位中国游击队指挥官，应该就是那位孟少光少尉了。日军从何处获得孟少光少尉的照片呢？笔者有了一个猜测。从中方史料看，这次袭击是军统苏州站潜伏特工与“忠义救国军”所部共同完成的。带有军衔的孟少光少尉显然属于“忠义救国军”一路。由于两军显然不是经常在一起行动，苏州站的潜伏特工与其会合的时候，未必没有可能带一两张孟少尉的照片一边接头的。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曾委托台湾的朋友帮忙查找这位孟少光少尉的下落。在此文写完之后，一位台湾朋友来信，称在台湾公开的军统局档案材料中，可以查到孟少(绍)光的名字，但标明在抗战中阵亡。对于他的死没有更加详细的描述。然而笔者以为，很可能，这位孟少光少尉，就是牺牲在这次袭击“天马号”的战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