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工业报》：为了东方的巨响——写在原子弹爆炸50周年之际

      编者按： 今天是东华理工大学建校58周年纪念日，也是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0周年纪念日。10月15日，《中国核工业报》刊发了“为了东方的巨响——写在原子弹爆炸50周年之际”，以此献给那些为了核铸强国的人们。作为中国核工业人才培养摇篮的东华理工大学，培养出一批批地质人才，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现将全文内容刊发如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确立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50年前，东方的这一声巨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了核铸强国梦的人们。
　　有人把原子弹比喻成战争的恶魔，也有人把原子弹比喻成和平的天使，而我们更希望把原子弹看成是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美丽“姑娘”。
　　1951年6月，时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先生请中国留学生杨承宗捎口信给毛泽东主席：“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拥有原子弹。”
　　随后，成千上万的核工业人在美丽的金银滩、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隐姓埋名、艰苦创业。他们为了和平的使命，在那遥远的地方，用生命浇铸心中最神圣而伟大的强国之梦。

一

　　金银滩草原，位于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境内。
　　这里，因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美景而风光无限；这里，因为盛开金黄银白的露梅花而让人心驰神醉。
　　这里，也因为西部歌王王洛宾那首脍炙人口、风靡海内外的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而名扬天下。
　　这里，还因为孕育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而神秘神奇。
　　1957年5月，一架飞机在金银滩草原上空低低飞过。听见轰鸣声的牧羊女，好奇地向空中张望。这架飞机的到来，改变了金银滩的历史。从此，这片美丽的草原在中国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这里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1959年秋，世居金银滩草原的牧民们开始搬迁。谁愿意背井离乡，谁舍得别离熟悉的草原、帐房和亲朋好友？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时任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夏茸尕布出现在牧民中间。这位出生于海晏的“活佛”，深知这项事业对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他告诉牧民们：“只有新中国好了，我们的生活才能好。”
　　夏茸尕布的解释和劝说，极大地推动了搬迁工作的进行。他从这户牧民家走进那顶帐房，从这面山坳爬到那面山坡，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在三天之后，金银滩草原的1279户牧民，6000余人，赶着15万多头牲畜，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仅用了10天时间就离开了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
　　后任海北州政协副主席的才福旦是夏茸尕布的外甥。当年迁徙时他不到10岁。才福旦说：最难忘的是舅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舅舅首先拆了自己家的帐篷，又动员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率先搬迁。在搬迁路上，才福旦母亲的肩胛骨被牦牛犄角顶断了，脚骨也被牦牛踩断，老人因此落下了残疾。当时的气温在零下20多度，有些妇女在迁徙途中生下了孩子，她们就抱着襁褓中的婴儿继续前行。新的安置点最近的有500多公里，远的1000多公里。有的还要翻越海拔4100多米的高山。
　　然而，就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无形而有力地支撑着金银滩的牧民们。正是这种集全国之力办大事的壮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靠的就是全民族团结一致和全国的大力协同。

二

　　小谢是“核三代”，她与爷爷和爸爸一直工作生活在研制原子弹的嘉峪关。在她爸爸小的时候，戈壁滩上只有骆驼草，没有见过树。当他真的看到树时，却高兴地大喊“好大的骆驼草”。
　　1957年冬天，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滩，创建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开始了秘密的创业历程。
　　到了戈壁滩，建设者们惊呼：“不到大西北不知中国大，不到戈壁滩不知生存难。”他们在飞沙走石、荒无人烟的戈壁荒原上搭起了帐篷。夜风常常掀起帐篷的一角，摔打出凄冷单调的“啪啪”声，雪凝成一粒粒坚硬的小球，在空中飞旋、在地上翻滚。最令人受不了的是，这里三天两头刮沙尘暴，经常把帐篷掀翻，甚至把帐篷连人一起卷到几公里之外。再就是缺水。生活用水要用汽车从50公里外的地方拉回来，每人每天只发一脸盆水，喝水、洗脸、洗衣、洗袜全靠它，最后还要用来和煤。
　　后来，第一座楼房盖成了，让谁住进去呢？厂领导决定：“把新建的房子让给科技人员，干部一律住帐篷。”在冰天雪地的戈壁荒原，把条件好的楼房让给科技人员住，帐篷留给自己，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领导干部。
　　正当工程全面铺开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给奋战在戈壁滩上的创业者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全厂职工不分男女，不论干部工人，忍着饥寒走向荒原。他们背着筐子，顶着风沙，到二三十里以外的戈壁滩上，铲去冰雪，收集唯一可以寻到的能充饥的骆驼草籽。他们将精心采集的骆驼草籽与少量的面粉、青稞粉混合在一起充饥，实在难以下咽，那是只有黄羊才吃的东西，但他们却风趣地说：“骆驼草籽还有股羊肉味呢！”
　　祸不单行。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离了援建中国核工业工程的全部苏联专家，并扬言：“凭你们现在的技术能力，想造原子弹没有20年时间是不可能的……”
　　面对残缺不全的图纸和仅有的几件设备，加上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创业者的心头像是压上了一座祁连山，沸腾的工地变得死一般沉寂，只有渐渐猛烈起来的戈壁风在肆无忌惮地呼啸着……
　　建设工程还能不能上？核事业还能不能继续前进？大家相信，别的国家能办到的事，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迟早也一定能够办到。事实上，从1959年开始，厂里就组织科研攻关了。后来，中央批准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两年规划，就是要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目标更加明确了。作为一线工程需要先上，怎么上呢？先组织技术人员先技术难关摸清；再排出表来，然后组织力量攻关。厂里组织了由技术人员、工人、车间负责人组成的攻关小组，集中大家的智慧，夜以继日地奋战。经过多次研究和反复试验，铸造的最后一道难关终于被攻克了。产品在精加工时，为了防止碰伤，保证不出事故，连推送产品的小车路线，都是经过反复查看演习后才确定的。加工产品时谁上车床，谁主刀，经过研究比较后选定。当时，来自上海的青年工人原公浦排在第一位。加工时，他一丝不苟，特别是最后三刀，干脆利落，每进一刀都准确无误，显示了高超的技能、非凡的勇气、坚韧的毅力。原公浦也因此有了“原三刀”的美称。
　　戈壁滩上，饱经沧桑的建设者们，以“坚韧、自信、奉献”的骆驼草精神，默默地把自己的一切一点一点地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了子孙后代，却无怨无悔……他们以实际行动实践着“安下心、扎下根，戈壁滩上献青春”的豪迈誓言。

三

　　1958年，我国第一座铀水冶厂开始兴建。毕业于成都工学院的周裕常以优异的成绩被选进国务院技术局，1961年被调到铀水冶厂工作。那时，凡与核工业有关的产业都是绝对保密的。小周在北京刚刚结婚 7天，蜜月还没度完，组织上就决定调他去铀水冶厂工作，但不告诉他具体去什么地方。他回家对新婚燕尔的妻子说：“我要出趟差，得去一段时间，还得带上行李……”年轻的妻子难分难舍地把他送走了。
　　就这样，新婚后的周裕常几经辗转来到湖南衡阳。这里没有住房，一切都是白手起家，自己去干。回忆那段历史，周裕常说：“那个苦呀，是今天的人想像不到的。”他给妻子写信，没告诉自己在什么地方，只说出差地点的信箱。妻子回信说，组织上已决定让她也出差，去哪里干什么工作也都不知道，等以后再告诉他。
　　三个月之后的一个早晨，小周拎着水桶去运水点接水，在一灌木丛前，发现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中等身材，梳着两条辫子，一双大而娴静的眼睛让小周一下愣住了，水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眼前的姑娘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新婚妻子！此时此刻，妻子也认出了小周，猛喊了一声：“小周……”两人禁不住同时向对方奔跑过去。跑到对面，又都霎时停住了脚步，几乎同时问对方：“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会在这里？”两个人悲喜交加、热泪盈眶。
　　后来，组织让他们夫妻俩住在一起。他们蜗居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土房里，没有饭锅，用瓦盆煮饭，粮食不够吃，就去挖野菜熬汤充饥。虽然如此，他们谁也不觉得苦，他们说，组织能选中自己来干一项伟大的事业，再苦再累也光荣。
　　如果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干部档案，人们一定会注意到，从1955年到1964年10年间，有一大批中高级干部、科技专家、技术工人神秘地从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消失了……10年时间，鲜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最亲密的家属也仅仅知道他们接受了“绝密的军工任务”……
　　据记载，这十年，中央先后从全国各地抽调7万多人充实核工业干部职工队伍，其中党政管理干部1万多名、科学技术专家5700多名、技术工人5万多名。与此同时，国家每年还从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充实核工业的科技队伍。从1955年到1964年，共选调大学毕业生17860名。
　　这就是我国“两弹一艇”的研制者们，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深入到原子内核”寻找能使祖国强大的力量的先驱者！就在这“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神秘10年，他们用心血、汗水乃至生命践行着他们心中最神圣的“核”心价值观。

四

　　1950年8月29日,年仅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普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便谢绝了恩师和好友的挽留，毅然冲破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与在美国洛杉矶的60多位中国留学生一起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为了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在国外学有所成、甚至有相当知名度的科学家和青年学者，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
　　解放前夕，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何泽慧回到祖国的怀抱。创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集聚了一大批核科技研究人才。钱三强任研究所的副所长，何泽慧任研究员。
　　当时研究所只有四五个人，什么设备也没有，钱三强和何泽慧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北京的旧货摊、废品收购站到处转，寻找可用的材料。何泽慧绘图，钱三强动手制作，不久就制造出两台简易机床，用它们又制作出各种急需设备。到1955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发展到150人，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
　　有人问著名科学家彭桓武，在英国留学十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且是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回国？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另一位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归来的著名教授程开甲的话，也许是对彭桓武这个“不需要说明理由”的最好诠释：“如果我不回来，绝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幸福，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联系着。”这位海归核科学家在2013年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50年，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朱光亚，拒绝了优越的国外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辗转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一封激情澎湃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召唤华夏游子回国圆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似乎依然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怦怦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
　　1961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国际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的名字在国际和国内物理学界消失了，而核武器研究队伍中，有了一个名叫王京的默默无闻的领导者和学术带头人。
　　为了造出中国人自己的争气弹，王淦昌向刘杰部长说出了铿锵有力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如此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科学家诚挚的报国心。王淦昌也正是身体力行地用一生心血和生命验证了这句话的意义。
　　世界著名科学家郭永怀回国前已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终生教授了，这就意味着他可以终生留在美国。但他决意回国。为了阻止他回国，美国移民局多次要求郭永怀加入美国国籍。于是，他当着所有师生的面，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所有科研稿件并且坚定地说道：“母亲虽然很穷，但孩子依然还很挂念，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
　　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执行绝密任务的飞机出现了故障，飞机坠毁了。当工作人员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郭永怀的身体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不容易将两具烧焦的尸体分开之后，才发现那个装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夹在两人中间，而且保存得完好无损。在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研资料。
　　自共和国成立伊始，从世界各国归来的科学家、学者，留学生共计3000余人。他们饱含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深情，选择了归来，选择了投身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当年，他们回国不讲理由，不讲条件……

五

　　时光再次回溯到50年前。50年前的那声巨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也让世界真正听到了中国的声音。那么，这中国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呢？是被逼出来的；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干出来的。而中国人的这股干劲，始于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的一个决定：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艰巨而伟大的筑梦历程。
　　此后，周恩来总理做为“两弹一艇”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从组建管理机构到延揽人才，从制订规划到确定建设规模，从争取苏联援助到处理苏联停援事宜，从审批具体事项到确定指导方针，事必躬亲，辛勤操劳。
　　为了加强对原子弹工程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由总理、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直接领导这一工作。
　　1964年10月16日15时，伴随着一声震惊世界的巨响，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0月16日17 时左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多名演职人员。会上，周恩来总理激动地说：“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欢呼、雀跃的人们激动得跳了起来，周恩来总理挥舞双臂，对着话筒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跳，不要把楼板跳塌了……”
　　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毕竟只是掌握核武器的第一步。毛主席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1971年9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实现了他老人家“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
　　从原子弹、氢弹到核潜艇，中国核工业人实现了决定国家命运的“两弹一艇”强国梦。
　　今日，美丽的金银滩，茫茫的戈壁滩，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人们永远铭记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过一位好“姑娘”和一群好小伙儿……（显君 新英）

责任编辑：曹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