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北京:长安街的国家成长记忆

24.09.2014  14:22


1951年国庆节,首都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图中左侧为天安左门


1958年毛泽东等审查北京天安门广场建设规划模型。左起彭真、毛泽东、李富春、万里、周恩来

  长安街

  通向世界的起点

  长安街

  浩浩荡荡伸向天

  长安街,矗立在

  共和国的最中心

  长安街两边

  是最新最美的世界

  这是诗人宴明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所作的《北京长安街之歌》里的诗句。天安门,长安街,对于即使没到过北京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亲切的地方。天安门前照个相,长安街上走一遭,是每个游人来北京后必须要做的事情。长安街有着“神州第一街”的称号,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还蕴藏了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成长记忆。

  取长治久安之意

  长安街雏形于元大都南城墙内的顺城街,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大都城南墙南移二里的同时,拆文明门与顺承门之间的城墙辟为路,取名长安街,距今已有600年历史。长安街,其名取自盛唐时代的大都城——“长安”,含长治久安之意。

  明清之时,长安街东起东单,西至西单,全长3.7公里,有十里长街之称。从长安左门(清称东长安门,位于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前80米处)至东单牌楼,名为东长安街;从长安右门(清称西长安门,位于今中山公园南门前80米处)至西单牌楼,称西长安街。东西长安街之间因为有T形广场的阻隔并不能贯通。T形广场是明清时代天安门前的一个封闭严密的宫廷广场。T的一横即从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这条东西走向的横街;一竖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御道,在御道两侧建有千步廊,两边各有廊房110间,北侧又东、西折有向北廊房各34间,东接长安左门,西接长安右门,皆连檐通脊。千步廊可谓是中央联合办事处,是内阁各部议事、办公的场所。御道南端至今天的毛主席纪念堂一带(明建有大明门,清称大清门,1954年拆除)。这条御道只有皇帝的龙车凤辇才能通行,平常百姓是不许进入的。就连大臣们受皇帝召见,也只能绕过御道进长安左门或长安右门,经长安街上金水桥,入承天门(天安门)才能进入皇宫。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帝的退位,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格局被打破。1912年,拆除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边的红墙,东西长安街终于得以贯通,天安门广场也开始对外开放。

  明清时期的长安街与其他街道一样为土路,皇帝经过时必先“黄土垫路,清水泼街”。平日则“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1917年,长安街修成柏油路面。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组建了北京第一家电车公司,经过几年的紧张筹建,1924年12月17日,隆重的开车典礼在前门举行,在当时运营的五条线路中,大都走长安街。

  1937年北平沦陷。1939年,占领北平的日伪当局做了一个规划:西郊为开发区,东郊为工业区,但是城墙阻挡了东西方向的交通,从西郊开发区到东郊工业区无法穿城而过。于是,日伪当局就在北平内城东、西城墙各扒开一个豁口,东边的叫“启明门”、西边的叫“长安门”。这两座门没有门洞、门扇,只是在城墙上开了个豁口,所以老百姓管它叫“豁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根据当时流行于校园的歌曲“建国一定成功、民族必定复兴,中华康乐无穷”,将日伪当局命名的“启明门”、“长安门”改称“建国门”、“复兴门”。

  “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

  1949年后,北平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长安街的地位变得特殊起来,由此也逐渐拉开了长安街大规模改造和建设的序幕。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据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参加了自1964年后历次长安街规划的清华大学教授郑光中口述,在开国大典游行的纪录片中,人们还能看到长安街上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当时的游行队伍都要绕过这两个门,但绕过去之后,队伍距离天安门和毛主席已经不远,再将队伍调整回原状就会很仓促。也因为长安左右门的阻碍,“军旗过时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门,看不着毛主席。”于是,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北京市政府也感到这两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确有不便,也希望将其拆除。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之事,这个计划遭到了建筑专家梁思成的强烈反对。考虑当时的情况,市委书记彭真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决定,因为党员代表占大多数,会议最终通过了全拆、快拆的方案。1954年国庆前夕,终于拆除了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在早晨太阳似出似不出的时刻,站在西单牌楼东南角老长安戏院门外朝东看,就会看到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由西向东走,临近塔的时候再看,两座塔原来都在路北的庆寿寺里,而且挨得挺近,仿佛长幼相依。这个因早晨的光学作用所造成的景象便是“燕京十景”之一的“长安分塔”。1954年,因西长安街西单到新华门段道路过窄,影响游行队伍疏散,政府决定结合北侧拆迁改建西长安街道路。在这次扩建中,庆寿寺及双塔均被拆除。

  长安街的改造,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在北京市对街道的拆改扩建过程中,梁思成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加以保留。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极具政治意味的规划

  1949年,苏联专家在设计方案中提出,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办公楼,这一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反对这种规划思路,其中特别提到沿长安街盖行政大楼这种模式存在种种弊端,比如“沿长安街建设长蛇阵式的办公楼将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车辆无处停放,且办公楼沿街,尘土与噪声为伍”。建议在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

  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主编的《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一书中,阐述了当时决策的原因:“当时中央机关急于建设办公用房,而长安街路南地区原为各国练兵场,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为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是城区内不可多得的空地,于是在1951年相继建成了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等各部办公楼。

  无论这个决策正确与否,建国后的长安街,一系列极具政治意味的建筑相继建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座建筑正是梁思成、陈占祥和林徽因的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按照传统思想,纪念碑的正面应该朝南,以便与都是坐北朝南的故宫、天安门、前门保持一致。周恩来认为,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群众从城市的其他地方经过这里。他们进入广场,多是集中在广场北部,应当让人们一进入广场就看到纪念碑的正面。建筑师们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于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反中国碑石的建筑传统,面向天安门,面向长安街。

  长安街真正彻底改头换面是在1958年筹备国庆10周年之际。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毛泽东指示:改建天安门广场,气魄要大,要使天安门广场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当时“十大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沈勃曾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天安门前的马路要一百几十米宽,能够同时通过120人横列的游行队伍。经过数万建设大军夜以继日的艰苦努力,在国庆10周年前夕,按照上述标准改建的天安门广场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规模和气势,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与此同时,长安街两侧又增加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一批极具政治意味的建筑。自此,与之前建设的各个部委大楼一道,长安街成为一条以政治形象而闻名于世的著名街道。

  国庆10周年后,规划中的大剧院和科技馆还没来得及建设,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到1962年国力有所恢复,长安街的规划再度提上日程。1964年,长安街规划会议召开,等到形成一个“各方面认可的规划”,还没来得及上报中央,又赶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规划部门收到一个文件,明确要求“长安街建设暂停”。

  “文革”十年,长安街沿线建设基本停滞,总建筑面积不及1959年十大建筑的五分之一。但在这段时间里,并不意味着弱化了长安街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从天安门前红色的海洋到人们臂缠黑纱送别总理;从尼克松访华时组织的欢迎人群到人们自发的“四五运动”,作为政治符号,长安街成了“文革”期间重大事件的见证地。

  1985年,长安街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复苏被重新提上日程。随着市场经济的渗入,长安街上的建筑标准也在慢慢变化,据城建资料统计,长安街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有14座,占总数的67%;而在50年代,这一比例则为17%。这也引起了许多城市规划者的不满,引发的矛盾终因“东方广场”的建设而骤起。

  位于东长安街,距离天安门仅1200米的东方广场是李嘉诚投资的当时亚洲最大的建筑群。原来设计的楼高是80多米,比规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天安门高度仅38米,人民大会堂最高不过40米,东方广场如按最初高度设计,按一位规划师的说法,其他建筑就都成了“孙子辈”。问题最终反映到中央,东方广场大厦被下令停工,重新论证,“一整栋建筑变成三组,高度分别定为5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推动下,东方广场作了再一次妥协,把高度降低为48米、58米、68米。”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董光器说。

  “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除了对长安街上建筑的争议之外,被很多城市规划师批评为“引起了交通障碍和沿街商业凋零的大马路模式”也起始于长安街。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北京的马路要宽,1954年,对长安街宽度有了初步定论:不少于100米。最终划定为120米。国家计委与北京市委的意见相左,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的时候,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但北京市委的态度坚决,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表态:“你说我是大马路主义,我说你是小马路主义。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现在北京的汽车还不太多,等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八九十岁,北京有几百万辆车的时候,再看谁对谁错。

  不过,北京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还道出了长安街设计的一个秘密:“道宽能看出气势来。不过,当时处于抗美援朝后期,从战略上考虑,长安街被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长安街在承担政治功能的同时,还是一条繁忙的交通干道。在有轨电车最初运营的五条线路中,有四条经过长安街。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1号线正式开工,如今1号线仍是各条地铁线路中人流量最大、最拥挤的线路。为缓减1号线的压力,规划部门还在1号线的下方规划了地铁R1线(18号线)。但是,当初1号线的修建,却不只是为了交通,1953年周总理曾道破修建地铁的目的:“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战备。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国务院将地铁列为重要战备工程,代号“401”。出于战备考虑,在1号地铁上方修建了一层80厘米—100厘米厚的防爆层。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称,北京地铁1号线对于地铁防轰炸的设计,当时是按照100架飞机带100个炸弹地毯式轰炸后仍然保证安全的标准设计的。出于保密考虑,当时媒体并未对修建地铁进行报道,北京地铁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1969年10月1日建成通车,通车后地铁依然还是战备工程,所以,北京地铁在通车后很长时间不对公众开放,需凭介绍信参观乘坐。直到1981年9月15日,北京地铁才正式对外运营。

  改革开放以来,长安街的大修就有四次,分别是1987年为迎接亚运会、1997年为香港回归、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和2009年60周年大庆。2014年6月28日晚11时,长安街又启动了南礼士路口至五棵松桥段的大修工程。长安街,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每一个有关它的消息都会牵动着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