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闯将万里:被誉为邓小平“四大金刚”之一

15.07.2015  19:17

  原标题:“改革闯将”万里

  本文刊发于200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水浒传》曾使山东东平州名扬天下,梁山泊即是现在的东平湖,而东平湖就是著名改革元老万里的诞生地。

  熟悉万里的老同志都这样说,万里这个人思维敏锐、观念开放、敢想敢干,他的改革意识,在党内是有目共睹的。

  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万里当之无愧。

  暮年的万里,虽然已无当年战场上的英姿,但却喜欢打网球和桥牌。和万里接触较多的老同志说,现在仍能偶尔看到网球场上万里老人的身影,“但万里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在网球场上疾步如飞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场边看别人打。

  78岁的《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透露,万里90岁生日时,对自己的健康很自信,曾跟他说过,“我非常高兴,我不会死于癌症。

  邓小平得力干将

  对于做官来说,万里的官场生涯可谓是步步高升、平步青云。

  1936年万里加入中共后,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并和邓小平等人一起,共同开创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崭新局面。

  虽然解放后官越做越大,但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贫民的儿子。

  时任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的吴象这样回忆,万里主政安徽时就几次说过:“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吴象说,万里和别的干部不一样,他从来没忘记这一点。青年时代,万里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显露才华,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三大才子”。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因之,万里一生都将邓小平当作亲密战友。解放后,万里随邓小平一起到重庆西南局工作。万伯翱回忆说,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使他获益匪浅,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老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铁道部部长。他的改革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据铁路系统老职工回忆,“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等当时万里制定的改革方针现在仍未过时,为以后农业改革奠定了基础。民间有“安全正点万里行”之说,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当时官场即有“四大金刚”之说,其中就包括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四人帮”批判邓小平时也说“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这就成了一种褒扬了。

  农村改革发轫

  万里的名字与中国的改革密切相关。

  而中国的改革,则与安徽有关。

  而安徽为什么走在改革前列?主要是因安徽的落后和特殊而产生的。

  “四人帮”粉碎后,中国各地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清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

  迫于形势,中央不得不撤换干部,以此强力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于是,万里走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再次验证了邓小平的眼光。

  万里喜欢调研和行走,主政安徽之后的第一个月,即行走达“万里”。他的名字就是他本人行动的体现。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当时有媒体形容万里,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直到现在,安徽民间都还盛传一个故事:万里到了安徽后,对安徽的穷大吃一惊。他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他,因为没裤子穿,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万里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后来,作为万里农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吴象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被万里借调来协助自己工作的原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回忆说,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他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三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就是起草了一个后来震惊全国的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此前“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方向。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陈永贵就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金寨与大寨的交锋

  万里在安徽主导的农村改革,其中就包括安徽的金寨,而这个金寨与凤阳,走的恰恰就是反山西大寨的路子。

  金寨与大寨,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史上一个对立的两极。

  山西的大寨与黑龙江的大庆,是当时中国农业和工业树立的两个典型,而万里又在安徽搞出了一个凤阳与金寨,当时的人们都说:这无疑是与中央对着干。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万里的这一举动,显然引发了陈永贵等中央保守派的极大不满。正面交锋由此开始。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并鼓动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鼓与呼,而与此同时,陈永贵的动作远比万里要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陈永贵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据回忆,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去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烈的火药味。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一块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万里后来回应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嘛。

  在万里的强力推动下,包产到户于1978年底在安徽最穷的凤阳县小岗村正式实施。

  由于反对声浪巨大,万里再一次受到批斗,但他泰然处之。他的态度是,只要群众能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最终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